我在地方部队当兵服役3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团以上机关度过。工作、服务的对象，除正规部队外，大多是工矿企业和农村的基干民兵。因工作需要，下部队和工厂、农村蹲点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每次蹲点，或搞调研，或总结典型经验，短则十天半月，长则半年一年。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入伍前在农业社做过几年庄稼活，很喜欢和农民打交道。总觉得和他们心能想到一块，话能说到一起。尤其是那正宗的方言土语，听起来特别亲近，有味，入耳。
　　在部队工作期间，我究竟到基层蹲点了多少次，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接下来，我就说说自己在陕北富县农村时候一次蹲点的经历。
　　1973年6月，周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访问延安。晚宴结束后，总理目送客人回到房间休息，接下来他主持召开了地区领导干部会议，听取了关于延安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情况的相关汇报。当听到一些地方群众还吃不饱肚子时，总理落了泪，说：“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经反复研究，总理要求，一定要帮助群众把生产搞上去，提高粮食产量，改善群众生活，“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时已75岁高龄的周总理，直到凌晨3点才回到简陋的南关地区招待所休息，5点又起床，准备陪同客人。
　　为贯彻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陕西省军区党委决定，从当年起，在机关和所属部队抽调干部组成支农工作队，由领导带队，到富县4个公社分期分批蹲点扶贫，一期一年。
　　时任省军区宣传处副处长的我，和王宗义、李友民等同志一起参加了第五期支农工作队，到政治部包扶的富县茶坊公社吉子湾大队蹲点。
　　这个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叫吉子湾，一个叫李家沟，同在一条线上，相距不过一二里路。背面全是山坡地，土质贫瘠，少雨多旱，基本是靠天吃饭。村前是西延公路，川流不息的洛河与公路之间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川道农田。所有社员的口粮、牲口的饲料、公购粮、预留子种都主要产自这片河道地。比起公社的其他大队，这里的条件算是比较好的。可即便这样，到了青黄不接时，不少社员还是口粮不足，生活艰难。
　　1978年从春到夏，老天爷不睁眼，一直少雨干旱，连野菜野草都旱得不愿出土。眼看到了五月中下旬，玉米却无法下种。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变压器出了问题，一时修理不好，现成的抽水水泵使用不成。大队干部和我们支农工作组的几个人急得火烧火燎。有的社员看到此情此景，反倒来安慰我们：人忙天不忙，终究有一场雨！我们连着两个晚上召开大队支委会，共同出主意。
　　会后，我突然憋出了个办法：挑水点种！山西有个闻名全国的生产大队，是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地处穷山恶水的山沟沟，竟用“千里百担一亩苗”的“笨”办法，使粮食连年丰收，社员口粮充足，年年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曾去那里学习参观过。
　　这个法子一提出，大家都很赞同。陕北富县一带天凉，无霜期比关中短，玉米生长期得120天左右。要是到了寒露，玉米还不能成熟，就白种了，等不起啊！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男女社员齐上阵，强劳力下河挑水，女社员和年老体弱者刨坑、点子、培土。大家天不明上工，天黑收工，硬是赶芒种到来之前点完了种。
　　辛苦了一阵子，结果还不错。到了秋天，我们获得了粮食的丰收，大家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我蹲了一年点，整天和社员同时出工收工，早出晚归，自己也成了农民。
　　至今，我还留恋那段在农村蹲点的日子。那段日子里，每天不等太阳压山，已经人困马乏；一挨枕头，不大一会儿就能梦见周公。失眠毛病治好了，安眠药不吃了，这意外的收获，让人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