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1929年，艾青在巴黎
    ● 艾青长诗《吴满有》刊于1943     年3 月9日《解放日报》
    ●《雪里钻》
    ●艾青和韦嫈
　　马正锋
　　编者按
　　提起艾青，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他那首著名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其中对母爱的赞美和人性的讴歌，随着时光的磨洗历久弥新，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很多人熟悉艾青，就是从中学时代语文课本中的这首诗开始。其实，艾青不但情感细腻，还是一名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除了这首诗，他还写下了《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等脍炙人口的诗篇。
　　那么，艾青是怎样从一个从小不受父母待见、被送到贫苦农家抚养的孩子，成长为一名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的呢？他与延安又有着怎样的交集呢？今天，编者就带您走进艾青，了解艾青在成长为诗人的道路上那些一波三折、点点滴滴的故事。
　　1941年3月至1945年9月，四年又六个月，是艾青在延安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在此期间，艾青满怀期待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经历了“整风运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艾青写了文艺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也写了诚意满满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艾青认真创作了《雪里钻》《吴满友》这样的转型之作，也创作出《我的父亲》《少年行》和《时代》等极富深情和艺术性的诗歌……
　　延安之前：动荡岁月中的热血诗人
　　艾青，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金华畈田蒋村。艾青幼时不被家人尤其是父亲所喜，五岁前寄养在村中贫妇大叶荷（即“大堰河”）家，没有人知道这段岁月将成就一首现代中国的经典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六岁开蒙，随后于乔山小学、育德小学、长山小学、金华师范学校附小等校完成小学教育。1925年9月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928年9月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绘画系，1929年初受林风眠院长鼓励，赴法国勤工俭学，立志成为一名美术家。
　　由于自幼接受新式的教育，艾青受“五四”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在文学方面尤甚。他很早就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五四”标榜的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也让他佩服。国外译介小说进入了艾青的阅读视野，屠格涅夫成为他较早接触的外国作家。
　　1929年春，艾青从杭州出发，历时一个多月，来到了巴黎。然而，巴黎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由于父亲中断了寄款，他一到法国就开始了半工半读乃至于以打零工为主的生活。勤工俭学、看画展、读闲书、写写画画是艾青在巴黎三年的主要活动，孤单、自卑则是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常态。这虽然艰苦，但也不是不能忍受。然而，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法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政府和民众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外国人的歧视越来越严重，艾青在经济上更为拮据，在精神上则有着日渐强烈的弱国屈辱感。1932年年初的某天晚上，有法国人向艾青大吼：“中国人，在法国不要讲中国话，讲法语！”这时，艾青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从这个国度得到什么了，毅然决定回国。
　　1932年1月28日到3月上旬，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艾青终于抵达上海。
　　同年7月，在春地艺术社的一次活动中，由于在现场发现了带有“镰刀和锤子”的宣传物，艾青与他的青年伙伴们同时被捕。
　　从1932年7月入狱到1935年10月出狱，艾青坐了三年又三个月的监牢。在监狱里，通过诗，艾青回忆、思考、控诉和抗议，诗歌由此成了他的人生信念和力量源泉。
　　1935年12月，艾青遵从父命，与表妹张竹如结婚。婚后，艾青的生活负担变得更大，他辗转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频繁地变换工作。
　　1937年上半年，艾青在上海《天下日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此时亦开始与胡风、戴望舒、田间等人有了密切交往。年中，艾青前往杭州蕙兰女中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张竹如生下一个女孩，艾青为其取名“七月”。由于战事不利，年底艾青携妻子从金华辗转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城市武汉。没几天，报上就传来了南京失陷的消息，随后富阳、杭州相继落入敌手。国土大片沦丧，百姓流离失所，政府应对不力，写作成了这位悲愤交加的年轻诗人的必然选择。年末，他写下《西行》《忆杭州》，以及业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的诗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武汉没待多久，受胡风推荐，艾青夫妇与田间、聂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李又然等一道乘火车赴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由南而北的旅行大概花了十天。旅途肯定不舒适——“完全是逃难性质的”——艾青后来回忆，这次短途旅行却让他看到了真正的广大的中国。故乡金华与北方、与黄河、与中国合为一体，雪落在中国的“土地”，或者说土地的“中国”，在其诗中得以真切呈现，它们是此间所作《补衣妇》《乞丐》《北方》《手推车》《风陵渡》等诗中的“土地”“中国”。随着山西对日战事持续吃紧，到临汾不到半个月，艾青与朋友们就不得不离开。尽管延安近在咫尺，但艾青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在西安的“抗日艺术队”待了月余，艾青携妻子返回武汉。
　　时值1938年春夏，武汉俨然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城市，文化界抗战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5月初，新文学元老、青年导师，曾经广受青年作家尊重与欢迎的周作人附逆，《抗战文艺》1卷4号刊出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等18位作家联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艾青参加了“七月”的一些活动，但与“文协”并不很紧密——他还不算是文学活动家。不过就在这时期，艾青写下了另一首传世之作《向太阳》。可以说，现代中国最好的“土地”与“太阳”书写者形象，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向太阳》两首诗歌中确立。
　　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来到西安，决意探访神秘的苏区。10月19日，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吴起镇，中国红军长征结束。稍后，斯诺在保安采访了毛泽东。10月底斯诺返回北京，开始撰写后来结集为《西行漫记》的系列文章。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早在1936年10月，国统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已经在中共的周密安排下来到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礼遇，此可谓拉开了文艺知识界人士奔向延安的序幕。艾青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时，曾与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有过交集，而在离开民族革命大学时，艾青也曾有机会于1938年的春天由西安转赴延安。正如同行的好友田间、李又然那样，或许当时的艾青，并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延安的新世界。不过，等到艾青再一次获得奔赴延安的机会时，他接受了，尽管也仍旧有疑虑，但是左翼批评家不间断地示好，周恩来的人格魅力，都是实打实的，更何况，艾青年轻的妻子韦嫈向往着延安，全国的热血青年都向往着延安……
　　在延安：一位党的文艺工作者的诞生
　　1941年3月8日，艾青等来到延安。两天后，张闻天和凯丰专门设宴接待，除了表达欢迎，还为艾青等人安排好了新的住处；在咨询和参考艾青本人的意见之后，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因为艾青与何其芳曾有过笔墨纠纷，这时何其芳担任着“鲁艺”文学系系主任，所以当主管延安文艺工作的洛甫让他在“文抗”与“鲁艺”之间择一时，艾青选择了“文抗”，先是作为驻会作家，后来还当选了延安分会理事。曾鼓励并资助艾青来延安的周恩来，专门在某个午餐时间找他共桌谈心，其时又认识了另一位党内高级将领陈毅，两人还讨论了一会儿诗歌写作的问题。对初来乍到的艾青而言，延安平易、诚恳、真挚、热情，他自觉而真诚地投入到延安的文艺怀抱：成为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的主讲老师，专门讲自己擅长的诗歌写作；在文协延安分会的新一届会员大会中担任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理事；参加各种文艺座谈会和研讨会，积极发言交流……
　　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发表在《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此前《鲁艺艺术工作公约（十条）》的说明。8月1日，萧军、白朗、罗峰、舒群、艾青五人联名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发表在《文艺月刊》上。艾青曾回忆说对那时的周扬印象还不错，只是当时还没有去鲁艺授课。
　　此次论争稍后即以毛泽东给萧军去信，并与作家们面谈而平息。这段经历使得艾青对于延安文艺界人事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而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艾青努力地做着转变。
　　1941年8月，艾青写了两首不错的诗歌《我的父亲》和《少年行》，9月又完成了《雪里钻》。一心写作《雪里钻》这首符合革命文艺要求的长诗，说明延安已经对艾青有所影响。10月，写《强盗与诗人》。11月，写《毛泽东》，这可能是第一首由成名诗人写作的歌颂毛泽东的诗歌。12月，完成《时代》，对自己进行惊心动魄的灵魂之拷问：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诗人应该如何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出来。同月，艾青还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诗论文章《语言的贫乏与混乱》，提倡写诗的真实，而当时最大的真实就是“诗人要鞭策自己，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与正经历着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日夜为这事业而痛苦着去寻觅真实的形象、真实的语言、真实的诗”。
　　1942年8月，艾青投入“街头诗”运动，并为之撰写了一篇《开展街头诗运动》。略微遗憾的是，艾青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没有构建一篇长篇理论文章的能力，这是一篇诗论体文字。1943年2月，吴满有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艾青响应中宣部文化下乡的号召，开始写作《吴满有》，为此他多次到吴满友家中与之交谈。尽管在这之前，艾青诗作中不乏农民的形象，但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农民，并以其为写作对象，在他以往的写作中并不多见。《吴满友》发表后得到了一些好评，但艾青也知道这首诗在艺术上并没有特别成功，他也进一步体会到了真正践行《讲话》的难度。3月，艾青到“三边”（定边、安边和靖边）采风下乡，收集民间窗花；艾青还到南泥湾参观、学习、劳动，结识王震。下乡回来，艾青到中央党校三部报道学习。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艾青还写作了《论秧歌剧的形式》《窗花剪纸》《汪庭有和他的歌》等民间文艺研究论文，真心实意地取法民间艺术。1944年11月，艾青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称号，1945年1月，又获得“甲等文化模范”称号。在中共中央党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总筹备委员会所撰写的获奖者事迹介绍中，艾青的主要贡献有三：1.撰写长诗《吴满友》，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完成个人写作的重大转变，宣传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吸引青年对延安的向往；2.参加并领导秧歌队，表演秧歌剧，给予观众很大的教育；3.撰写《论秧歌剧的形式》，总结秧歌活动的经验，教育了文艺工作者。
　　为配合整风运动，延安文抗于1943年春解体，作家们陆续下到基层。在丁玲的回忆中，艾青自称“独立大队”，不属于任何“宗派”。如果有的话，就是“人民派”，朱德曾对他说过的那句“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早已为他理解、接受并牢记了。到1945年春天，身为党的文艺工作者，艾青经历了“整风运动”，还获评为党的“甲等文化模范”。当他接到“鲁艺”任教的邀请，当然不会拒绝，因这是党的工作安排。需要指出的是，当年联合艾青等人共同署名发表与周扬商榷文章的萧军，比艾青稍早一点也到了“鲁艺”。在“鲁艺”期间，艾青主要教授“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史和诗歌写作。根据萧军的日记，艾青新诗发展史的课程有些“专门”，学生听起来有一定难度，甚至觉得“无味”。不过，他的诗歌写作课得到了欢迎，凡尔哈伦、普希金、惠特曼等是艾青爱讲的诗人，他也常以自己的写作经验现身说法，学生们都听得很认真。
　　余论
　　谈到闻一多，我们会说他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这既是他人生阶段的简单概括，也是他的身份标识。谈到赵树理，我们会说他是“语言艺术大师”和“农民的代言人”，一则肯定他的写作成就，一则钦佩他不变的情感立场。而说到艾青，我们会大概率引用杜衡所谓“耽美的艺术家与暴乱的革命者的合体”，或者胡风说的“吹芦笛的诗人”，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艾青共产党员的身份，更少有人会注意到艾青的入党恰恰是在延安，而且他还经历了“整风运动”的考验。艾青自己从来没有忘记延安、忘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
　　1950年7月底，艾青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代表团的成员，从北京乘火车前往苏联，开始了一段为期四个月的交流与访问活动。北行途中，艾青为自己即将出版的诗选作序。这是艾青的第一个诗歌选本，正值新中国成立一周年。
　　晚年，艾青对于诗歌写作的观点，仍旧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指明的道路上，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说明了这一点。艾青青年时期留法，在世界文化之都巴黎学习最新潮绘画，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有着真切的掌握，怎么会不能理解“朦胧诗”那些粗浅的艺术手段？他所不满的不过是年轻的诗人在彰显自我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对他人的压抑和鄙视，而这才是他始终要对抗和斗争的所在。
　　是的，经历了延安的艾青，一直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 来源：《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