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去世的时候80岁，我上初二。那一年开始，每到端午节，我不再因为能吃到香甜的粽子而高兴，也不会因为漂亮的香囊和五彩的花绳而兴高采烈，因为端午之后便是祖父的生日。
　　转眼20年过去了。这20年，我忙忙碌碌，收获着、失去着；失去着也收获着。可祖父却是永远地、安静地长眠于老家后山那个地方。
　　一个世纪，岁月的长鞭赶着羲和的马车追过多少次初日和夕阳啊，那么久，那么久。可记忆的罅隙中透出的微光里，总能让我不止一次地看到那些曾有祖父的日子。于是我提起笔，写写我那位一生勤勤恳恳、待人和善，一辈子都好脾气的祖父。
　　打从我记事起，祖父就已经很老了，在我的印象里，祖父一直就是那个胡子花白、眼窝深陷，皮肤摸上去松松软软的老人，夏天穿一身青布单衣，冬天穿一件磨得发灰的皮袄和裤腿绑起来的大棉裤。小时候，祖父的年龄是个谜。问他，他会捋捋已垂至胸前的胡须，露出只剩牙床的嘴笑笑：“管它呢。”我当时还没有读过王羲之《兰亭集序》，要不然一定会说“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我不罢休，去问大姑，大姑告诉我，祖父是属羊的，我推算祖父应该是1919年生人。细算起来，我出生那年，祖父已是66岁的老人了。
　　祖母去世早，农忙时节，常常由祖父照看幼小的我。下地之前，母亲给我喂足了奶水，便交到祖父手里。祖父会慢慢地、小心地接过我，然后嘴里一边“噢……噢……”地哄着让我不哭不闹，一边带着我穿过巷子去街上的电影院。电影院在城门楼子东面的墙根下，那里有光滑的水泥台阶，还有卖糖杆和卖拨浪鼓的小摊，是个能消磨掉一下午时光的好去处。听母亲说，祖父经常是平伸着双手将我托去外面，再以同样的姿势托回来。如果太阳都落山了，下地的父亲母亲还没回来，我们一老一小便坐在黑暗里静静等待……
　　再大一些，我就跟着祖父去街上卖糖水和干果。祖父常常将秤杆翘得高高的，然后将手掬成簸箕状，挡在那人的上衣口袋或者裤兜外面，将秤盘里的那一二两小零嘴倒进去，一粒也不会洒在外面。没有顾客的时候，祖父就坐在板凳上抽烟，抽到还剩一点烟头，就从上衣里面的夹衣里摸出一枚精致的烟嘴接上去。街上的路灯亮了，我会帮祖父将笸箩里卖剩下的麻籽和瓜子装进蛇皮袋子，然后，祖父一面挑着担子，一面拉着我，一老一小走回家。
　　后来，我们从老城搬到了西河子更靠西的李家塬村，祖父偶尔带我和妹妹去冰棍厂用批发价买一毛钱两根的冰棍，有时会多掏一毛钱，让我和妹妹吃上一毛一根的豆沙冰棍。那种红色小豆豆集中在顶端的、商店里卖两毛钱一根的冰棍，一口咬下去，沙沙的豆子和硬硬的冰碴在嘴巴里融化，整个夏天是豆沙味的。
　　每年冬天，祖父都要写对联。祖父写对联，是要在腊月里赶年集卖的。祖父写得一手好字，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农业社的时候做过大队的文书，一手好字总是让人啧啧称赞。所以一到腊月吃罢晚饭，写对联就成了祖父的必修。父亲会将炉火赶得暖烘烘的，然后搬出堂屋八仙桌下的那个小方桌，备好笔砚和红纸，给祖父打下手。
　　祖父写对联的时候，我便也趁着灯光写作业。作业写累了，也会帮祖父念念句子，什么“人勤三春早，地肥五谷丰”啦，什么“一年四季行好运，八方财报进家门”啦，都是他常写的对联。
　　再后来祖父生病了，右手不能再写字，日子就变得又慢又长。放学回来，总能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土炕上，或者低垂着头坐在炕角，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我当时年龄还小，不太理解祖父，现在想想那时的他该是多么落寞。
　　祖父去世的那天很冷，父母都不在家，我早早地烧了炕，祖父跟平常一样吃了两碗面条就去睡了。但是，当父母深夜归来的时候，才发现祖父已经去了。从此，祖父便成了我日夜的思念。
　　祖父名讳中含有堂（棠）字。今年开春的时候，我从花市买回两株海棠，依着枝干敧斜的样子种成盆景。我日日浇水，精心查找学习种植海棠的方法，海棠终于开出了成团的灼灼花朵。看见那殷红的花朵，似乎又看到了祖父慈祥安然的笑脸。
　　（延安市实验中学教师高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