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1日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此之前，于1941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在延安为《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再次重申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向社会作调查”，是“了解情况的唯一的方法”。他向全党同志介绍了自己开展调查研究的心得，重申出版《农村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为在全党兴起调查研究的风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部署：5月19日，毛泽东首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与“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在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明确地提出了“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观点。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随后于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
　　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出之后，为给全党树立一个调查研究的榜样，为把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真正发动起来，8月26日，毛泽东为高克林撰写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一篇按语，指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后写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高克林所写的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所写的按语，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决定》的推动下，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延安各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先后派出考察团、调查团，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考察团、调查团都结合各自考察的目的和被考察地的不同情况，开展了为期几个月，有的甚至是一年多的调查，撰写了一大批调查报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妇女生活调查团撰写的《沙滩坪调查》《沙滩坪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撰写的《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林伯渠撰写的《农村十日》，以及张闻天撰写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和《出发归来记》等。（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