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九年元月，我随着知青大潮乘火车转卡车，随着那浩浩荡荡看不到头和尾的卡车，奔赴心心念念的革命圣地延安。
　　那一天，伴随着阴沉的天空中飞舞着的雪花，我们这些如花年纪的少男少女们开始了人生的历练。
　　在出发前，我曾经问河庄坪公社来北京接学生的张姓领导，我分配到的杨家湾一队是个啥样？他的回答让我感到些许安慰。回家后，我高兴地跟妈妈说：“您放心吧，我插队的地方是一条街，挺好的。”
　　在陕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年，我经历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往事，亲历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各种艰辛。这一年中，我当过掏粪人，当过磨坊管理员，也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小学代课老师，也遇到过两次险情。
　　有一次，我与一个社员赶着驴车到延河大桥东头的市场里卖豆角，卖完已过晌午，我自己赶车回队。回去的时候，一路都晴格朗朗的。过了兰家坪大桥，眼看着从无线电厂附近下坡过河就到家了，可眼前却出现了情况：早晨还清格凌凌的河水变浑浊了，河面也宽了，咋办？绕回去要走好远呢。一番思索后，我决定原路过河！于是，我紧了紧腰带，查看了一下装钱的挎包，坐到车帮上，一挥鞭子，毛驴毫不犹豫地踏入河中。平时的河水深不过膝盖，可今天眼见河水变深了，水面快贴到毛驴的肚皮了。看着浑浊的河水，我有点紧张。当毛驴走到河中间的时候，车厢忽悠一下漂了起来。毫无经验的我猝不及防地连人带车厢翻到河中，冰凉的河水让我激灵了一下子。当我从水中爬起来，抹了把脸往周围一看，糟糕！车轱辘与车厢分离开被冲走了。我顾不上多想，就朝车轱辘冲过去，追了有十多米远。然后一把抓住车轱辘。回头看，毛驴已经拖着空车厢到了岸上。我把车轱辘扛上肩，有些艰难地移步上岸。那毛驴扭头望着我，张着嘴嗷嗷地叫唤，好像催促我快点儿。我沿着河槽，憋足了劲儿，一口气走到河帮沿上的毛驴车旁。扔下车轱辘，感觉精疲力尽。湿透的衣服裹在身上是那么别扭，有点站不住，于是一屁股坐地上。刚坐下，就听见轰隆隆的闷声传来。抬头一看，好家伙，河槽里泛着白花的洪水汹涌地冲过来。好险啊！
　　看着喘急浑浊的洪水，我有些眼晕。我翻看了一下挎包，里面卖菜的钱还在，只是粘成了一团，都是纸币，一分二分五分，也有一毛两毛的，最大面值五毛。还好钱还在，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咋办。
　　我抬头望着远方，仿佛看到母亲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鼓励我，要我坚强！坚强！人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忍不住，从头上淌下的河水、汗水与泪水混在了一起……
　　（二）
　　插队第一年夏收某天发生的事，令我难以忘怀。
　　“明早派咱们和社员一起上山割麦子，咱们早点儿睡吧。”我说。
　　睡灶台边儿上的董同学答应了一声，噗的一下吹熄了煤油灯。我刚刚伸了一下腿，咦？怎么膝盖像针扎了一下似的，火辣辣的。我把腿挪动了一下。
　　“哎呀！”又一下。
　　“手电，手电。”我一下坐起来，大叫。
　　“怎么了？怎么了？”俩同学赶紧坐起来打开手电，在我掀开的被子上照射。赫然发现一只小手指般长、翘着尾巴的蝎子，静静趴在那里。
　　我倒吸一口凉气，立马觉得膝盖更疼了，火烧火燎地疼。
　　“别动！别动！”董同学说着下炕，从本子上撕了张纸，卷了一个逮蛐蛐的纸筒，又顺手提了一只鞋上炕准备着。韩同学一直举着手电照着，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筒慢慢贴近这个不速之客，另一只手举着鞋，随时准备下狠手。
　　这家伙好像看到窝儿了似的，爬进了纸筒。董同学连忙把纸筒口扭住，然后扔到地上，用鞋底子啪啪啪使劲儿砸了几下，又穿上鞋狠狠地踩了几下。随后长出一口气。
　　“好了，给你报仇雪恨了！”韩同学翻出一盒清凉油，给我膝盖上抹了些说：“管事不管事只有这个了。”他俩躺下睡了，我疼得眼泪花直在眼眶里打转。一把扯下盖枕头的白羊肚手巾，绑在膝盖上勒紧，用双手掐着揉着，咬牙忍着、忍着，也不知啥时候睡着了。
　　砰砰砰！一阵敲门声把我们惊醒。
　　“受苦的起来了！”是队长在外面叫。
　　“起身了！起身了！”还在叫。
　　我们一骨碌爬起来。
　　“咋样？能上工吗？”他俩问我。
　　“行，没事了。”
　　拿上镰刀、背绳，我们跟在队长身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鱼贯地向山上的麦地出发。
　　天见亮的时候，男社员们都集中到了麦子地。在老天爷的眷顾之下，今年的麦子长势不错，看来麦收之后可以多吃几顿白面了。队长让我们知青插在社员中间，由社员带着我们进行收割。我们学着社员的样子，搂一把割一把，码放一边，速度随着熟练程度在慢慢加快，不知不觉割了好大一片。随着太阳的升高，有人喊：“送饭的来喽！”大家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
　　送饭这个活儿得要年轻力壮才行。挑个担子，两边各挂有五六个陶瓷罐子，再装上食物，可是不轻。更重要的是半道不能歇，汤汤水水的放不下来，而且要尽量趁热送到地里。每个人的饭食差不多是一样的，半罐小米稀饭，罐口上的碗里有个玉米面馍和一点腌菜。熬到中午也还是一样的重复，也有的是一罐子玉米稀饭。腌菜各家有所不同，有萝卜、洋芋、酸菜，相同点是都没有油水，都是用盐粒腌拌的。
　　中午，强光直晒，山上光秃秃的也没个躲避处。大家分别用草帽或衣服遮挡着头部，董同学的双肩、后背都被晒得掉皮。从下午一直干到傍晚，队长让每人背一捆麦子下山。社员们都很麻利，队长帮我们三个知青整了一背。我试着抱了一下，够沉的，有一百多斤。队长嘱咐我们下山走慢些。他们陆续先下山了。我们仨也学着社员的样子，把肩膀头卡在绳子里，双手攥住绳头，往起站，一下、两下，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我卸下肩膀头，走到韩同学身后。
　　“我喊一二，你就往起站。”
　　“好。”
　　在我的助力下，他俩都背起来了。
　　“你咋办？”
　　我说：“这里有个土坎，我把麦子拖到这，我在下边应该很容易背起来。你们先走着，我随后。”
　　“那好，你快点儿，天快黑了。”董同学说。
　　“没问题，我马上就跟上。”
　　我把白羊肚手巾别在绳子上，重新卡住肩膀头，拽着绳头，使劲，不成，再加点劲儿，还是不行。
　　我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儿，“嗨”的一声，麦捆飞上了肩头。强大的冲力让我一个前扑，扑到地上。
　　就是这一刹那间，我头上、身上一下子都汗湿了，双手抠在土里，头就探在悬崖边上！麦捆上的白毛巾在眼前闪了两下，“噗通、噗通”顺着悬崖滚落下去，声音越来越小，销声匿迹了。我趴在那里半天没敢动，心还在猛烈跳着。
　　一阵凉风袭来，我打了个冷颤。天快黑了，得赶紧。我往后退了退，慢慢站起来。
　　天色越来越暗，我定了定神，试着抬了抬腿，还能动。于是，赶紧顺着那隐约还看得见的下山小道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