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芝芳和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资料照片）
    ●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学习刷牙（资料照片）
    ●第一保育院外景（资料照片）
    ●保育院的孩子们在排练歌曲（资料照片）
    ●保育员在延河边给新入院的孩子洗澡（资料照片）
    ● 1938年9月25日，《新中华报》刊登的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特刊，毛泽东题词“儿童万岁”（资料照片）

    ● 第一保育院（资料照片）

　　张宝砚
　　编 者 按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这段耳熟能详的文字，您看到时是不是也会轻轻哼唱？《丢手绢》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几乎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儿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七十多年前烽火硝烟中的延安保育院，更与民政人直接相关。
　　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保育院成为养育国家未来的红色摇篮。这一时期，延安创建了多所托儿所、保育院，统称为延安保育院。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军抵达延安到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就先后接收、养育了婴幼儿近3000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延安娃”。在民政卫生部门的精心呵护下，“延安娃”大多数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保育院是如何建成的呢？让我们伴着《丢手绢》的旋律，听一听延安保育院的故事。
　　红色摇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早在二大宣言中就提出保护女工和童工的主张，在三大进一步提出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保护幼小儿童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1937年3月7日在延安城南办起了延安托儿所，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既照顾烈士遗孤，同时也解决干部干革命的后顾之忧，更为革命事业培养优秀的接班人。
　　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无辜的儿童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著名的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描述：“遍地血腥的中国，只能听到哀哭无援的战区儿童的声音！”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不幸，不仅是人道的问题，这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建立保护儿童的机构。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组组长的邓颖超联合妇女动员各界筹组战时儿童保育会，收留战区受难儿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宣告成立。理事长是宋美龄，副理事长是李德全，邓颖超任保育会主任。周恩来与邓颖超为保育会捐出了一个月的生活津贴。邓颖超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更要培养其坚毅精神，让他们成为建设祖国的优秀人才。”随后，全国先后成立了24个战时儿童保育分会。
　　1938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宣告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受中共中央妇委领导，为中共中央管理局下属（1941年以后交由边区政府民政厅管辖），会议推举杨芝芳为保育会会长。
　　该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扩建成保育院。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合计捐款800余元，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捐款1000余元，边区政府拨给开办费200元，并确定每月拨给经费100元，使托儿所的扩充建设与运行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9月2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决定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新中华报》开辟专刊，对其创立、经费、院址、组织、生活、卫生、保育教育工作状况等作了全面介绍。在专刊右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行字：尽我们一切力量，来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该版还有毛泽东为边区儿童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心声，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红色摇篮与党的民政事业
　　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正式成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育院为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孩子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受到中央和边区领导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贺龙、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邓颖超等常亲临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并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新春和儿童节。
　　第一保育院最初坐落于延安南门外的柳林。这里虽然毗邻延安城，却极易遭到日军空袭。为确保孩子们绝对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第一保育院迁至延安以北几十公里外的安塞县小草峪村。随着出征军人的子弟和来自战区的难童不断增加，这里的院址很快又不够用了。于是，边区政府和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资在延安李家洼修建保育院新址，建石窑48孔和土窑、房子百余孔。当时在延安的主要领导都题词祝贺，毛泽东的“好好的保育儿童”、周恩来的“革命娃娃万岁”、朱德的“保育后代”……镶嵌在新窑洞拱形门额上的这些题词，充分彰显了党和边区政府对儿童保育事业的重视和期望。
　　边区政府将实行儿童保育工作列为重点工作之一。1939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决议中提出了“加强保育儿童的工作，注意儿童的健康，使其健全发育”的要求。同年1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1941年5月18日，《新华日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详细地规定了如何建立保育行政管理组织、保育人员的训练、保育院管理等各项措施。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负责医疗卫生工作（党中央、军队另有医疗卫生系统），设有卫生处，下设保育科，保育科的科长就是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会长杨芝芳，后来任第一保育院的院长。“延安娃”们无不敬仰这位慈祥的杨妈妈，她一生从事党的儿童保育、教育事业。
　　关于民政部门执掌的事务可以回溯至江西瑞金时期。早在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内务部暂行组织纲要》明确，内务人民委员部掌理市政、民警、刑事、侦查、卫生、交通、生死和婚姻登记等事项。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应的地方政府机构是民政厅、民政科。上述职能和机构延续到抗战时期。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设民政厅，管理医疗卫生工作，保育院也成为党领导的民政事业的一部分。1942年2月9日，边区民政厅颁布了《关于保育儿童、保护产妇各项待遇》的法令。民政厅强调“加强保育宣传工作等，把保育工作当成经常的长期工作”，编发了产妇卫生、儿童保育知识等小册子，并将其发放给边区妇女。《边区卫生报》每期设有儿童保育专栏，进行保育儿童的知识普及，破除捉夜行、赶鬼等迷信做法。很多妇女都觉悟到科学育儿法之重要，有病去医院治疗。为了贯彻边区政府“办一保育人员训练班，抽调文化程度较高之男女六十人，给以短期之训练”要求，1941年8月25日，民政厅主办的保育训练班开课，讲授产妇卫生、助产援生、儿童保育等基本知识。学员毕业后，派到各县办短期训练班，以实现“务于1941年内，边区每一个乡均有一个以上脱离生产的保育员，负该乡保育及接生工作之责”的目标。
　　经过培训的年轻保育员，大胆地对传统养育方法进行改进，使保育院的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的卫生理念，教他们刷牙、洗脸、剪指甲、洗澡，并通过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课程与各种游戏，培养他们快乐活泼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儿歌《丢手绢》就诞生于第一保育院。丢手绢是那时孩子们常玩的游戏，能歌善舞的保育员鲍侃为此编写了几句简明又充满童真的歌词，并伴着欢快的节奏唱了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孩子们的歌声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他觉得非常有趣，便给《丢手绢》谱了曲。《丢手绢》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
　  红色摇篮的两个奇迹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时，延安本地居民只有3000人。红军的到来，让这个地广人稀的西北边远小城人口飞速增长。到1943年，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本地居民约1万人。据统计，当时师级以上干部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外来人口带来了延安的“婴儿潮”。呱呱坠地的“延安娃”，让延安充满生机。但伴随“延安娃”数量的显著增加，原有的保育机构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同时，1944年秋，全民族抗战已进入对日反攻阶段，延安有大批干部奔赴前线。为解决这部分出征干部的子女寄托问题及部分辗转从后方送到延安来的烈士子女的抚育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建立一所新的保育院即延安第二保育院。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康克清。
　　为了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亲自查看地形，转遍了延安的沟沟坎坎，最后选中位于延安北部一个叫小砭沟的地方。经过半年多的筹建，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在抗日总反攻的号角声中，迎来了第一批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急于上前线，够年龄的，不够年龄的，健康的，体弱的，甚至正在生病的，仓促之间，都收托进来，其中就有一名麻疹潜伏期的孩子。很快，麻疹就如暴风骤雨般向第二保育院袭来，一时间全院的孩子基本都感染上了，病情严重的孩子出现了肺炎、肠胃炎等并发症。即使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这样的疫情也属危急，更何况当时在封锁之下缺医少药的延安，如果稍有不慎，孩子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的延安第二保育院疫情紧急，几乎成为了不同于前线的另一场保卫战，目标只有一个：不能死孩子。心急如焚的康克清直接跑到总部医院，请专家和医生到第二保育院教授医疗知识。保育员们按照医生的嘱咐，边学边干，时刻在病儿身边精心护理，将自己的辛苦抛之脑后。保育院想尽各种土办法控制疫情蔓延：用流水洗手，让孩子们每天享受黄土高原上充足的“日光浴”来消毒杀菌，用两口大锅不间断煮开水为孩子们的餐具高温消毒……党中央也时刻关注保育院的疫情，为孩子们买来几十头奶牛补充营养。70多天后，孩子们全体康复，无一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堪称奇迹。有了这次经验，第二保育院专门设立了健康测验检查制度，同时在延安其他保育机构和小学推广开来，这些儿童健康制度的建立，不仅保护了边区儿童的健康，更为日后新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9月，胡宗南部发出要进攻延安的信号。党中央作出保育院撤离的指示，并强调这些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一定要全部安全带到目的地。第二保育院全体工作人员分两批带着全院136名2岁至7岁的孩子和近百头骡马出发了，这支近200人的队伍在依依不舍中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即将面临的，是翻山越岭的艰辛，是防备敌方围堵的提心吊胆。
　　保育院各个岗位的同志制定了一系列的转移方案。在每头骡马的背上都安了两张小驮床，孩子们就一左一右躺在里面，盖着暖和的被子。保育员们随队伍跑前跑后地来回查看，看看驮床里的孩子们被子有没有盖好，是不是蒙住了口鼻等等，每个孩子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马背摇篮”的称呼由此而来。1947年2月中旬，边区第二保育院的这支队伍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成功把136名孩子安全转移到了太行解放区。在这次大转移的过程中，她们做到了“一个没有丢、一个没有死、一个没有伤”，所创造的奇迹不亚于打了一场大胜仗。1949年9月25日，第二保育院的孩子们跋涉3000多里路，136个孩子安然无恙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来自延安保育机构的孩子们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一代代的新中国儿童也自此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在和平的环境中幸福茁壮地成长。
　　（来源：《中国社会报》作者单位：民政部档案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