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和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资料图片）
    ● 保育院的孩子们（资料图片）
    ●张炽昌院长和保育院幼儿小闹闹（资料图片）
    ●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做游戏（资料图片）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曹雪梅 祝彦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免除在前线奋勇杀敌的革命者们的后顾之忧，在战火中诞生的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带着130多名儿童走上了3300余里的大转移之路。他们用时两年零十个月，最终把孩子们全部安全送到目的地。那么，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物质条件匮乏的时期，他们是如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的？又如何践行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豪迈誓言？他们为了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和牺牲呢？今天，让我们共同去重温70多年前那场动人心魄的“长征”。
　　“保育院我的家，阿姨爱我我爱她，阿姨待我像妈妈，教我要听党的话。团结友爱守纪律，要做革命好娃娃……”这首创作于70多年前的延安时期的儿歌，如今依然在北京海淀区玉泉山下的六一幼儿院中回响。在歌声中，院子里的“马背摇篮”雕塑和一幅幅壁画无言地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动人心魄的“长征”——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延安第二保育院的保育员们带着130多名儿童走上了3300余里的大转移之路。
　　宝塔山下织摇篮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延安的大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和部署而奔赴前线。但一些有孩子的干部却犯起了难，一方面他们迫切想要去完成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又放心不下年幼的孩子。于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很快筹建了延安第二保育院。
　　陕甘宁边区本就经济落后、财源匮乏，要筹建一所保育院并不容易。在朱德和康克清的关心指导以及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保教战士”们统一了建院思想，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因地制宜，在山坡上打出了一排排窑洞，还根据需要划分了功能区——“一座山上有40多孔窑洞，分上下两排，上排十几孔窑洞是小班孩子和保育院的生活区，下排20多孔窑洞是中班、大班幼儿及保育院的生活区，往下盖的平房是大活动室……再往下是院部、保教科的窑洞，山下面则是工作人员的大食堂。另一个山头上则是卫生科的十几孔窑洞，便于病号隔离。卫生科的下面是总务科……”在孩子们居住的窑洞中又设置了活动室、洗脸间、饭厅，并制作了一批实用又实惠的家具，另外每个窑洞后边还预留了防空通道，以防敌机空袭。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延安第二保育院正式成立。
　　尽管保育院成立了，但却没有一个人懂得保育业务。保育员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都有，可以说有些人自己还是个孩子。她们来到保育院之后，有的对工作分配不满；有的则一心想要去前线，认为当保育员没有面子。后来，“为了加强保育院的工作，康克清与当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几经商量，调派张炽昌同志任院长”。张炽昌同样不懂保育工作，而且还是个带过兵、打过仗、在军事机关工作的未婚男青年。但是凭着极高的党性觉悟和对革命的热忱，在胡耀邦和康克清的鼓励下，他毅然接受了任务。
　　之后，延安第二保育院就在张炽昌院长的带领下，在对业务不熟的磕磕绊绊中开始了运转。在保育院成立的当天，就收进了第一批孩子，有60多人，年龄从1岁到6岁都有，体质、性格也各有不同。当时张炽昌还没有调任为院长，院里的工作是由保教科科长林纳主持的。由于第一批入院的孩子中，有一个正处于麻疹潜伏期，可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差，保育员们没有经验，也就没能检查出来，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个孩子不仅自己患上了麻疹，全院其他孩子中，除了有一个已患过麻疹的外，都被他传染了。孩子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紧要关头，全院上下空前团结起来，确立了“一个也不能死”的目标，严格分工和履职，一些在平时不安心工作的保育员也收起了思想上的异动，一心扑在了抢救患儿的工作上。在与死神较量的一个多月中，保育员们没睡过一个好觉，没吃过一顿安生饭。在她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孩子们渐渐痊愈了，她们却病倒了。
　　一群保育工作的“门外汉”就这样在摸索中艰难前行，逐步创立了“一日生活的26个环节”，确立了“坚持革命观点、健康观点、爱孩子观点”的三个原则，建立起了各种规章制度。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延安第二保育院就从建院初的只要求“不死孩子”，到后来尽可能地提高孩子的生活水准以保证“孩子身体健康”，走向了自己编写教材以确保“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践行了康克清提出的“保教合一，教养并重，保中有教，教中有保”的办院方针，这在战时儿童保育领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保育院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用双手在宝塔山下编织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摇篮。
　　“娃娃军”踏上征程
　　1946年8月，康克清就向张院长打招呼，准备撤离延安。11月5日，康克清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国民党要进攻延安，情况紧急，保育院要在3天之内撤离延安，转移到相对稳固的太行解放区去。但3天时间太少，在张炽昌的争取下，康克清作出了要力争3天，最多不超过5天的决定，并强调和叮嘱道：“一定要把全部孩子安全地带到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打电报报告中央，说清楚全院的孩子是否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要带着130多名年龄不一、体质不同、健康程度不同的孩子从延安解放区到太行解放区，衣食住行样样都要考虑周全，途中还要防止敌机空袭和敌特的破坏，并且要更加注意预防疾病。5天内要准备好这一切，是个巨大的挑战。张炽昌首先从思想上对全院进行了动员，使大家明白了撤离延安“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并且“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随后，全院又讨论研究了带孩子行军途中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应对措施，在最紧要的安全问题上，“共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都是边提问题边想出解决的办法”。其中，在讨论如果遇到克服不了或没预料到的困难和危险该怎么办的时候，全院同志坚定了“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以及不怕困难、不怕劳累、不怕艰险、不怕牺牲的信念，下定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决心！
　　5天时间里，全院上下既要照顾孩子们的正常生活，又要完成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工作。院领导先是将“全院分为两个中队，大一点的孩子在第一中队……小一点的孩子和有病的孩子在第二中队”，而后把任务明确到每一个人，责任划分到每一个人，为即将开始的行军打牢了思想基础。在物质方面，保育院根据本次行军的特点和现有的物质条件，赶工缝制了御寒的棉帽、装换洗衣物以及盥洗用具和餐具的大小口袋，并拆洗了全部的被褥。炊事员日夜赶工准备了“一千八百斤牛肉做成的肉松，一千斤饼干，六百斤炒面，五百斤煮鸡蛋”。医护人员、总务人员都做了相应的准备。此外，保育院还组织了应对空袭和急救等突发情况的演习……总之，这5天对保育院的同志们来说毕生难忘，大家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终于在5天内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工作。
　　1946年11月11日、12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全体人员泪别延安。寂静的田野上，保育院长长的骡马队伍安静前行，特制的驮床稳稳地捆在骡马背上，孩子们坐在驮床里，随着牲口的脚步一晃一晃，保育员不时地跑前跑后查看孩子们的情况，脑海中不断温习着出发前制定的各种预案，心中充满了对延安的不舍。
　　小驮床承载大使命
　　转移的路上，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驮床里度过的。经过8天的紧张行军，11月20日，第二中队的队伍在途经边区绥德县三十里铺村时，第一次遇到了危险。当时一架敌机向保育院的队伍俯冲而来，保育员们立即按照出发前的演练将孩子抱出驮床进行隐蔽。可是有一匹牲口却没有人管，一名男工作人员马上冲出去将牲口牵进了桥洞。令他后怕的是，此时牲口背上的驮床里还有一个孩子！这时候，敌机已经开始扫射，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附近，留下了一地弹孔和密密麻麻的弹壳。后来查知，那个孩子之所以会“落单”，是因为保育员在抱出第一个孩子后不敢再返回去抱第二个孩子了，才造成了这样危险的局面。当晚，第二中队召开了全体大会，表扬了勇敢的工作人员，批评了胆小的保育员，并以此教育了所有人，杜绝了这种事情的再发生。
　　队伍在到达黄河的时候，为了安全，决定连夜过河。为了防止孩子们在渡河过程中因为好奇而起身张望，保育员们就在渡河之前领着孩子们好好看了看黄河。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孩子们乖乖地躺回了木驮床。仅有的两艘渡船紧张地往返于两岸间，破晓时分，所有人都安全渡过了黄河。过河不久后，队伍来到了晋绥解放区汾阳县的柳林镇休整。两个月后，上级命令队伍到达北偏城待命，等候通过汾河的两渡口。两渡口是由陕甘宁边区通向太行解放区的必经之地，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沿着汾河和同蒲线构筑了一条切断两个解放区联系的封锁线。
　　解放军359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击溃了两渡口的守军，并在汾河上架起了浮桥。渡河当晚，两渡口十分忙碌，等待过河的单位很多，浮桥并不牢固，在经过几小时的踩踏之后已经有溃散迹象，十分危险。大家屏气凝神，小心地跟在队伍后面，此时谁也没有在意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一心只想着要保障孩子的安全。队伍渡过汾河后继续前进，这时后方队伍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掉进了汾河！”
　　原来，是牲口失足导致两个孩子掉进了河里，有人知道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就在队伍前面，就把消息传了过来。作为孩子的母亲，听到这样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程宜萍身边的人都劝她赶快去找孩子，但程宜萍却说：“我负责保管的两个文件箱，里面有保育院工作人员的档案材料，有孩子和他们父母的名册，将来战争结束，全凭这些名册来帮助父母和孩子相认，党交给我的任务是保护文件箱，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离开岗位！”就这样，她忍着巨大的悲痛边流泪边向前走。幸运的是，当时跟在两个孩子身边的一个叫全超的年轻战士奋不顾身地跳入河中救起了两个孩子，到老乡家里进行了及时抢救，后来被扫尾清查的人员找到带回了部队，又随部队辗转了20多天，才让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兵分两路再出发
　　1947年2月中旬，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历经3个多月的转移之后终于到达了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垣南里信村。在村民们的热心帮助下，队伍得到了休整。到了8月份，晋冀鲁豫中央局下发通知，要求保育院把东北干部的子女送往哈尔滨，一共有37名儿童。
　　从山西到哈尔滨，路途遥远，为了保障孩子们在途中的生活和安全，保育院抽组了一支包括保育、医务、生活管理等在内的队伍负责护送。一路上，保育院人员与敌人斗智斗勇，克服了诸多困难，辗转数千里，将孩子们一个不落地送到了他们父母身边。
　　这37名孩子走后，其余孩子和工作人员一直驻扎在襄垣南里信村。1948年3月，延安第二保育院奉命迁往河北省平山县地区，并与边区福利托儿所合并。这次迁移是在解放战争形势好转背景下的一次迁移，也是两个单位合并后的首次行军。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行军地点大部分是平原地区，而且是在夏季。虽然解放战争发展势头良好，但保育院上下并未因此大意，而是认真分析了本次行军的特点以及可能面临的危险和困难，针对在平原地区防空、在闷热天气里防暑以及如何做好两个单位的团结工作等作出了预案。3月下旬，延安第二保育院和边区福利托儿所在武安市冶陶镇会合，并召开了扩大会议，统一了人员思想，制定了行军计划，对两个单位的人员进行了合理分工，每个人都写下了保证书。4月下旬，保育院开始向平山县刘家会村行军。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行军，队伍安全抵达刘家会村。刘家会村依山傍水，是一个美丽的乡村，但却蚊蝇肆虐，村里人人患病，是个典型的“疟疾窝”。保育院的队伍在这里度过了近半年时间。半年里，保育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改造环境，取得了180多个孩子无一被传染疟疾的骄人“战绩”。同时，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战胜了疥疮、腮腺炎、急性颌下腺炎等儿童多发疾病。
　　然而，面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窜犯，保育院不得不再次转移。此次行军仍然分为一、二两队先后出发，孩子们坐的是驮筐。此时又值寒冬腊月，冷风刺骨，保育员们把孩子们护得严严实实，保证冻不着。保育院于1948年12月胜利到达了平定县城郊待命。
　　玉泉山下茁壮成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在搬进北平后，于7月份通知保育院准备迁入北平。保育院的同志们听闻消息后激动欣喜万分，自离开延安后，大家无不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进城”，适应新形势、新生活，党总支首先组织全体人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精神，以“两个务必”武装思想，并号召端正入城动机，保持优良作风。号召全院继续发扬“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的精神，保证使孩子们安全、顺利、健康地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
　　张炽昌院长首先到达北平，将坐落在“北平市德胜门内果子市大街一号的私立中学”选定为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北平的院址。1949年9月24日，保育院的人员坐上了向北平进发的火车。次日，火车到达北平德胜门火车站。当年的延安第二保育院从这一天更名为“北京六一幼儿院”。至此，孩子们在历经了两年零十个月的3340里的“长征”之后，终于有了安心成长的环境。后来，在党的关怀下，1953年9月，该院正式迁至了海淀区青龙桥，坐落在美丽的玉泉山下。
　　（来源：学前教育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