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是个好地方”，这是毛泽东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时对陕北的赞誉。
　　陕北北依毛乌素大沙漠，南邻关中八百里秦川，西界子午岭，东临黄河秦晋大峡谷，是世界上黄土层最为厚实的地方。漠漠黄土与巨龙般黄河交汇、碰撞，锻造了神奇的陕北历史。
　　陕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期，黄帝部落在此活动，“人文初祖”黄帝教民稼穑，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桥山之巅上安息着的黄帝，护佑着五千来年不断繁衍生息的炎黄子孙。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要守护好黄帝陵。”
　　陕北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峙的前沿。这里既有民族对峙时期惊心动魄的战争，也有民族交融时期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既培养出民众那种坚毅如山、刚烈似火的性格，也锻铸出像赫连勃勃、李元昊、李自成这样的旷世英雄。
　　上下五千年的陕北历史中，既有战争，更有开发。这里有治水英雄大禹疏导黄河的伟大足迹，有秦始皇修筑长城与秦直道的丰功伟绩，有范仲淹、沈括等人镇守陕北时的文化传播，也有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工业开采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能源贡献。
　　陕北独特的地域与历史，造就了灿烂的陕北文化，也造就了陕北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崇武尚义、见义勇为、英勇顽强、精忠报国、鞠躬尽瘁的文化性格。陕北人在先天的文化血脉中就拥有敢于承担、宽容、包容之气，既不排斥外来文化，同时又坚持自我品格，柳青与路遥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作为陕北核心组成部分的延安，更因其特殊的历史，使她无可替代地成为中华民族圣地与中国革命圣地。100多年前，曾在延安城居住了十多年的英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延安），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不管我们对延安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的历史不会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四千年前阿拉伯和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还要古远，我们是永无止息的各种各样访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员……”
　　这位英国的史密斯先生简直就是神一样的预言家，在他的著作出版后的十多年之后，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中国革命翻开新的一页。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地。因此，延安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与特殊。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就明确指出：“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正因为有丰富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作为深厚的文化背景，延安才会成为革命圣地，成就了中国革命；才会在上世纪60年代末接纳了包括习近平同志在内的近3万名北京知青插队。历史如此奇妙地在延安大地上出现，它本身有种内在的历史必然和文化逻辑。
　　2017年3月21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陕北文化血脉与文学呈现》，其中说：“事实上，陕北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融合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可以这样说，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和沉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陕北文化，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判断仍是准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作为延安众多文史爱好者中的一员，宋双印先生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他几十年来孜孜以求，不断收集整理延安的文史资料，写成了洋洋60万字的《延安之古今》历史纪实故事，并采用寻常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章回体故事形式讲史，使延安的历史鲜活起来、丰富起来。
　　读史就是读未来。读懂延安乃至陕北的历史，也就是读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宋双印的这本通俗版延安历史读物，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好了，就让我们沿着宋双印先生的《延安之古今》，徐徐打开延安丰富的历史画卷吧！
　　是为序。
　 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