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一座文化之山，一座信仰之山，一座精神之山。
　　宝塔山脚下3000平方米的长幅摩崖石刻，概括了宝塔山的历史高度，人文深度，价值密度。“重峦叠翠”“云生幽处”，极写昔日宝塔山的绮丽风光，层层叠叠的树木郁郁葱葱，苍翠欲滴；袅袅娜娜的云烟在山间树梢，悠悠然飘来飘去，俨然是一个值得交付灵魂的地方。“泰山北斗，一韩一范”写尽韩范的功业千秋，情怀千秋，友情千古，谁知是韩琦以身家性命作抵押，力荐贬谪中的范仲淹镇守陕北，在血和泪、爱与痛、悲与欢交织演绎中，立下不世之功。范仲淹不计皇帝贬谪之怨，独怜苍生荼毒之苦，以陕北实情制定战争方略，凭陕北山河形势擘画攻守之计，运筹帷幄，统筹施策，西夏人叫绝于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先忧后乐”，千古精神，千古情怀，千古绝唱。有此情怀者足以让苍生膜拜，来者景仰。
　　一
　　这里的每一组石刻，或像一首高度凝练的景观诗，或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故事，或是一束启人深思的思想光芒。“嘉岭山”（宝塔山旧称）三个隶体阴刻大字，是范仲淹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所题，每个字高3.68米，宽3.37米。笔力刚健，气象恢弘，刻进了范仲淹对这块土地深沉的大爱，铭刻了范仲淹力挽中原王朝荣光的决心，折射出他海纳百川的大气、睥睨敌军的豪气和霸气。
　　石刻长廊浓厚的文化气韵，如宝塔山的序言，吸引人们迫不及待地登山细读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宝塔山上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当然是那座千年屹立的宝塔。看到它就会让人想起小时候课本上的宝塔山图片和“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延安宝塔（岭山寺塔）始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重建，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和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曾予以修葺。宝塔高44米，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塔基周长36.8米，辟有南北二门，南门额书“高超碧落”，北门额书“俯视红尘”，北门内有阶梯，可登临塔顶，俯瞰全城。
　　此塔相传为锁骨菩萨而建，佛光加持了此山的灵气。佛云：发善愿、接善缘、做善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佛恩浩荡，佛心慈悲。也许正是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地、一腔悲悯众生的情愫，才能从精神和节操上“高超碧落”“俯视红尘”。到底是此塔装饰了此山，还是此山成就了此塔？似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可作回答。窃以为更重要的是，历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英雄事迹，赋予了这里独特的魅力，山与塔相依相存，相辅相成，让它遐迩闻名。
　　二
　　宋仁宗时，西夏屡屡侵犯延安（时称延州），老百姓生活动荡不安，大宋受到了不容忽视的威胁。历史选择了范仲淹，朝廷急调他到西北边陲抵御西夏。他慧眼识金，看中了宝塔山（时称嘉岭山）这块风水宝地，统帅三军在此安营扎寨，修建了烽火台、瞭望台、水井等防御工事。瞭望台当时叫望寇台，现在叫摘星楼。登上楼台，周围群山一览无余，是观察敌情和指挥作战的绝佳方位。
　　为防敌人切断山下的延河水源，范仲淹指挥士兵在嘉岭山畔一处向前突出的石崖上凿洞，直通至潺潺流淌的延河，巧妙地解决了重中之重的吃水问题。这样，敌军纵有千里眼也难以发现宋军的吃水来源。此井迄今已近千年，井筒保存仍较完好。井筒呈土圆形状，上面用块石围砌成圈，筒深总长约24米。石头上凿洞，难度之高，可以想象。这口井凝结了范仲淹的心血和智慧，浸透了将士们的汗水与毅力，滋养了军民的斗志与家国情怀。饮水思源，睹物思人，故后人称之为“范公井”，来纪念范仲淹为国之赤心，为民之热忱。烽火狼烟滚滚，鼓角争鸣阵阵，范仲淹登高瞭望指挥若定，将士们勇往直前、拼死杀伐，到处氤氲着不畏强敌的锐气，遍地升腾着壮志凌云的豪情，一个民族强大意志力的自豪在这里葳蕤。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范仲淹抵挡西夏铁骑大刀的同时，仍不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嘉岭山创办了一所书院。后人称之为嘉岭书院，可惜现在书院已毁，仅有一通石碑立于书院旧址，讲述着从前的故事。站在石碑前，迷蒙中走进了树林间陈设简陋的书院，与千年前英武睿智的范公目光对接，颔首问好后，悄悄坐于众学子中，聆听范公讲经论道。黄钟大吕的讲课声，全神贯注的读书声，琅琅于苍松翠柏间，让这山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浸润了墨香和志气。范公忠君爱民的思想光芒穿过树梢，在崇山峻岭间荡漾……
　　嘉岭书院，广招学子，习文研武，文武之道在这里弘扬。范公拿起刀剑奋勇杀敌，走进书院执经讲贯。将士们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戎马倥偬之余，纷纷来书院听课学习，渐渐通习了用兵之道，打起仗来所向披靡，屡立战功。书院为大宋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典型的有狄青、种世衡、杨文广、郭逵等。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法的最高境界。范公深谙其道，组织士兵分组轮流打仗、种地，来减轻老百姓的军事赋税。农闲时，还组织当地农民与士兵一起训练刀剑，且耕且战，大大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怀柔政策的使用，分化瓦解了西夏同盟军，对羌族等少数民族诚心以待，允许他们用特产和宋人交换所需的生活物品，使得他们纷纷前来归顺，逐步消减了西夏的势力，最终使西夏王元昊罢兵求和，确保了大宋人民的生活安宁。这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仙。
　　有范仲淹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在此办学，宝塔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灵魂，人们对此山的认知从一座佛山变为了一座书卷熏染的文化之山；有范仲淹在此克服一切困难，英勇抗敌，确保了大宋疆土完整，确保了大宋江山稳固，此山更是一座民族精神之山。
　　三
　　文明与信念一直与宝塔山同在，它像一位勇敢的母亲全力以赴守护着延安人民。站在塔底的观景台，三川风物尽收眼底。特殊的地理位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宝塔旁那口明代崇祯元年铸造的铁钟，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曾多次被敲响，为保卫延安人民的生命安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这口钟高150厘米，直径106厘米，钟的上部饰以佛教莲花纹，下部饰以道教八卦纹饰，声音清纯，余音绕空，可传方圆五公里，故有“宝塔钟声三川闻”之句。这口钟原在太和山道观中，边区保安处把它移置于此，作为防空报警之用。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延安穷苦人民看到了新的曙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党中央发动群众，军民互助，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垦荒屯田，纺线织布。毛主席都在杨家岭开垦了一块荒地，亲自除草、施肥、浇水。周恩来、任弼时都是纺线能手。军民齐心协力，一边抗战，一边生产，不仅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还增加了财政收入，军民丰衣足食，部队兵强马壮，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妄图置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于死地的迷梦。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不是简单的重复。”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几千年来封建王权利益至上的陈腐观念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
　　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穷苦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视老百姓如亲人，就是对日本战俘也是宽大政策，施以仁德。宝塔山上那座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可以佐证。1940年开始筹备，1941年5月正式开学，先后接收了900多名日军战俘学员，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停办，大多数人返回日本。这些学员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和中国抗日军民一起，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谱写了不平凡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以胸怀天下、人民至上的信仰，化敌为友，最终取得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共产党高尚的信仰深含在了宝塔山的禀赋中。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也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著名的延安桥儿沟鲁艺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人才。杰出人才有：贺敬之、冯牧、王昆、庄言等。宝塔山成了画家和文人笔下延安精神的象征。陈毅曾写道：“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
　　宝塔山，中国革命的航标；宝塔山，中国革命的路灯。宝塔山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程；宝塔山见证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艰辛；宝塔山亲历了中国由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沧桑巨变。
　　宝塔山，这座精神高地，时时激励延安人民拾光筑梦、砥砺前行。因而，延安人民有了今天像延安苹果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