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诸多知识青年不畏战火的危险，不惧旅途的劳顿，纷纷涌入延安，一时延安成为青年人才的聚集地。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延安进一步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资料图片）
    ▶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资料图片）
　　朱鸿召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在延安走向成熟。28年中国革命发展历程，前13年，中共中央主要在上海探索革命道路；后13年，在延安终于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延安，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们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人民抗战路线，号召、动员、组织“中国人”聚合成为“中国人民”，取得救亡图存斗争的伟大胜利，从而彻底扭转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心向延安、奔赴延安之历史文化要义在于，只有胸怀天下、扎根土地、服务人民、自我革命，才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88年前，1936年的暑假，曾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埃德加·斯诺，通过宋庆龄获得进入陕北采访共产党及其红军队伍的机会。这是我们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为了做好这次采访，斯诺需要一位中文翻译。当时在燕京大学经济学系读书的学生领袖王汝梅，思想进步、思维敏捷、成绩优秀、为人诚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出的组织能力给斯诺留下了良好印象。
　　王汝梅回忆，斯诺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这是一次冒险行为。为了安全，斯诺和王汝梅分头抵达西安，再分别乘车、骑马，穿过国民党部署的军事“围剿”地带，走过土匪武装的江湖地盘，进入陕北。
　　历时三个多月时间，斯诺共计采访百余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这是一群身经百战、胸襟广阔、有勇有谋、纪律严明的革命者。斯诺感慨：“在苏区人民中、在红军战士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
　　斯诺依依不舍地返程后，王汝梅却自愿留了下来。他对斯诺有个请求，希望在新闻报道里只字不提自己，为的是自己家人和亲友的安全。此后，延安革命队伍里多了一个名叫“黄华”的年轻人。他就是王汝梅，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深入更广泛的工农兵生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延安进一步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是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道通向革命理想世界的大门。心向延安、奔赴延安，成为一代青年的爱国义举与革命时尚。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平均每年大约有1万名青年奔赴延安。到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计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约占30%，初中以下约30%。他们到延安后经过学习培训，大部分被分配至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还有部分留在延安工作。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新文化的版图。在“文章入伍”“文化抗战”的热潮中，新文化运动深入更广泛的工农兵生活，实现了从五四“平民文学”到左翼“大众文艺”再到延安“工农兵文艺”的变革。同时，在为抗日救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进程中，一步步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人民文学和人民艺术。
　　1938年8月，留学法国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陈学昭，以重庆媒体特约记者身份到访延安。她注意到，革命队伍私下流行称呼“土包子”“洋包子”。前者特指工农干部，“陕北土包子，住的土窑子”；后者指曾经留学海外或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同志。不同的经历，带来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互相之间应该取长补短、同舟共济。协调改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既要切实保护革命知识分子，又要尊重工农干部，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每个人都要自觉开展自我革命”。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判断一个知识分子革命程度的标准就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最后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6月13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要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
　　由“土包子”可以引出另一个称呼“土八路”。在我们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里，“土八路”是一种自嘲、调侃，带有几分诙谐与青涩，却传递出骨子里的倔强、坚韧的精神品性。事实上，延安革命队伍本质上是中国的，是现代的，崇尚实事求是，追求脚踏实地的创新发展，且政府蔼然、民众欣然、贤达信然，是通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座历史丰碑。
　　见证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
　　延安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改变了几乎每一位到访延安者的人生轨迹，进而把“中国人”聚合成为“中国人民”。
　　1936年9月，来自广东开平的文艺青年罗工柳考取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学校辗转迁移湘滇川等地。
　　有人愿意资助他出国留学，他却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以画笔为武器参加抗战。
　　1938年6月，罗工柳携带全国木刻展览作品在西安举办巡回展览。经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待安排，他于月底抵达延安，并把从武汉带来的全国木刻展览作品和延安的木刻作品集中起来举办展览，吸引了大量参观者。这是延安第一次举办木刻艺术展览。布展时，考虑到作品保存因素，只能用图钉，可延安一时间找不到图钉。罗工柳发现延安窑洞外边的酸枣树长满又长又尖的刺儿，就灵机一动，发动大伙儿帮忙采集酸枣树刺当图钉。
　　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在初创时期就注重学以致用，在学校学习三个月，到前线实习三个月。1938年10月，罗工柳报名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抗日前线。团长胡一川，团员三人：华山、罗工柳、彦涵，还有一位编外团员杨赟。出发前，他们在延安开过一个座谈会，也算欢送会，讨论木刻如何中国化、如何为中国老百姓所喜欢。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参加了此次讨论，并把问题交给这批革命文艺青年，希望他们到前方去，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在农村环境进行战争动员，考验艺术的一大标准是能否吸引群众，有效发挥艺术唤醒民众的效果。罗工柳和战友们找到年画、剪纸，拜民间艺人为师，用“阳刻”手法解决老乡不喜欢的阴阳脸问题，大量使用正面光，整个风格变得朴素而又明朗，“变成中国的了”。他们在艺术上的每一点改进，都得到群众的及时反馈。由此，延安木刻版画艺术率先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在太行山抗战前线，罗工柳和杨赟被分配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当时，报社设在沁县北后沟的一个村庄里。总务科分配住房时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就说：“你们是一对，就分给你们一间房子。”报社社长何云让厨房做了四个菜，用木桶盛着，请大家吃一顿，就算正式结婚了。
　　罗工柳和杨赟在报社的主要工作是为重要文章配插图。从社论配报头、战地通讯配英雄画像到副刊文章配题画，全部采用木刻雕版印刷。白天，他们还经常到山里采集可以做木刻雕版的材料；晚上，则常常工作到深夜。除了为报纸配图，他们还应约为图书设计封面，为报社设计台历，为食堂刻制饭票，为合作社设计制作流通代用券。这些经历为罗工柳后来参加人民币设计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前线工作了三年，罗工柳和杨赟奉命调回延安。1942年5月，他们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第三次会议合影时，杨赟临时因事离开一会儿，故留下了最后一排中间偏左的一个位置空缺。直到2020年百岁仙逝之前，她才说出这个历史细节。
　　迄今为止，新中国成立后共发行五套人民币。后来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罗工柳，参与并主持了其中三套的设计工作。他坚持用青铜器、唐草图案和中国山水、中华民族符号，作为人民币的设计基础元素。
　　罗工柳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吴冠中，烽火连天中辗转美国到法国，将对江南故乡的万千思恋化成“吴派”写意水彩画。耄耋之年，老友重逢。罗工柳说，老同学，你成就了艺术，我见证了历史，“用艺术见证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