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崔完生

　　主持人胡琛：本期《作家说》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化工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3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诗歌班）学员——崔完生。其作品在《诗刊》《中国作家》《星星》《延河》《诗潮》《草原》《山东文学》《地火》《石油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并入选部分年选。出版有诗集《挚爱者》《信天游的大地》《所有的可能都叫运移》《前尘》及纪实文学、编著作品多部。曾获得柳青文学奖、陕西省职工文化艺术节文学征文诗歌类一等奖、刘伯温诗歌奖（提名奖）、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等多个奖项。
　　胡琛：崔老师，您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
　　崔完生：上学的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比较好，反倒是语文成绩常在六七十分之间。大约在1984年，语文老师布置的一篇作文题目是《雨伞》，我记得作文开头的第一句写得是：我在商店遇到雨伞。在正文中写了我和雨伞的对话。具体的内容忘记了，但是采用了童话、寓言的手法，使得这篇作文具有一定的新鲜感。老师在评语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在作文课上让同学朗读了一遍。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意外还是一个必然。这篇作文的出现，居然成为我此生的一粒文学种子，从这一天开始，我不仅认真地写每一篇作文，而且开始写日记。作为学生，因为时间问题，不敢学写散文，就开始写诗，起初模仿前苏联的阶梯式诗歌，记得我的第一首诗是写国庆的，第一节是这样写的：“国庆、国庆/一天，一天/即将来临。”行与行之间退回两个字，我非常佩服那时的我，连诗是什么都不懂，就敢写诗，这大概就是无知者无畏吧。
　　这首所谓的诗，抄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看着自己的名字被别人看着，又被别人记下，我很享受这种虚荣，于是就开始几乎一天一首地学习写诗。一直写到1991年，写下的诗稿有一尺多厚。在这几年期间，不断地将自己的诗向外面投稿，除了在几家内刊选用了一些，几乎没有在正式刊物（纯文学刊物）发表一首。
　　199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坐在火炉旁，把自己辛苦写下的诗稿全部烧为灰烬。那是一个懵懂的少年诗人梦破灭的夜晚，也是一个重塑的青年诗人梦启动的夜晚，当我流着眼泪把诗稿烧完后，我对自己说：“你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诗人。”
　　从这一天开始，我加大自己的阅读量和写作量，从每周一本书提高到每天一本书，从每天一首诗提高到每天三首诗。因为白天要上班，就把晚上的时间利用起来，几乎每周都有两三个晚上不睡觉。这种近乎疯狂的学习写作方式，加上每年参加2到3个诗歌函授班，诗歌的写作水平逐渐有了提升，从1992年开始，陆续开始在各种报刊发表，每年都有30首左右的诗发表出来。1994年，在《诗刊》发表了作品，也出了个人的第一本诗集。诗人梦才正式开始迈步。
　　胡琛：您的作品整体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崔完生：作为一个写作者，写什么与怎么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我来讲，作为一个学习者、实践者，写了40年了，现在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写。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写的过程中，不断辨识、排除不能怎么写，然后慢慢领悟应该怎么写。
　　对于我来讲，与其说写诗是与自然、社会、人群的沟通和对话，还不如说就是一种自身心理、生理、感官以及回馈信息的需要。诗歌就是一条线，连接着人与自然、现实与梦想、真实与虚幻、生与死、我与非我。
　　我写诗总要经过反复修改。一首诗往往先有灵感后有写作，很少有一气呵成的诗。当一首诗歌在我大脑中形成时，有时是一抹光，有时是一滴雨，有时是一场梦，有时是一阵痛，有时是一道缺口，有时是一条河流，文字通过我的手、我的笔，倾注到纸上的时候，那时我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激情和活力。
　　说真话，一首诗写作与修改的过程中，我才能感觉到我像个诗人。
　　胡琛：您的诗集《所有的可能都叫运移》获得了柳青文学奖，可以简单地和大家聊一聊这本诗集的创作过程吗？
　　崔完生：《所有的可能都叫运移》这本诗集，是我石油诗的一部精选集。尤其是石油名词这一部分，是我近十年来对石油的勘探开发全面接触后，个性化理解的结果。在写作中，我大胆地选择了《烃源岩》《储集》《盖层》《圈闭》《运移》《保存》这些纯名词的标题，这些标题就是石油地质中最基本的概念，是石油生成、保存的基本条件。这些在地下的世界，我从认知、科普的原点出发，给予其生命化、情感化、亲情化、自我化、形象化的改造，让工业化在诗歌的分行中有诗意呈现，让科学在诗歌的表达和表现中有合理空间。
　　胡琛：那您作品背后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崔完生：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可能是灵感的触发点。长时间处心积虑、刹那间通感来袭，这就是灵感来了。灵感可以说是源于一种感觉、惊异、变异、经验，或者就是一种快感、疼痛，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心有所感、心有所悟的现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这种现象。灵感可能是深度思考的结果，也完全可能是偶然的点石成金，这种具有突发性、瞬息性、启发性、领悟性特点的就是灵感。就一个作品而言，构思、落笔可能就是根据一个灵感，也可能是写的过程中猛然迸发出来的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在某种意义上，灵感就是作品中睁开的第三只眼睛，看到的不单纯是物质，也不单纯是精神，是一种超然物外、出乎神外的，立地成佛一般的顿悟。
　　胡琛：您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崔完生：最大的挑战就是那种江郎才尽的感觉。一个作家总想写人人心中有，而人人笔下无的文字，从专业角度和职业操守来看，一个作家是不能写别人写过的、自己写过的东西。而在实际创作中，要达到完全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
　　在绝对意义上讲，写作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方面要面对浩瀚的现成文本，一方面要完成新颖、特质化的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极限挑战。在写作过程中，可能自己穷尽才华写出来，已经是别人写过的东西了，所以在初稿完成后，总想在表达、表现的辞藻、细节、手法上求一点变化，也想在意象、意蕴、意境上有新的内涵或者外延。
　　美好的愿望总是很难实现。一个作品完成后，总是会有忐忑、惶恐的感觉。我是个业余写作者，自己的阅读量和写作量都不是很大，阅读过的书不超过一万本，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就一二百本；写过的文字不足500万字，除了新闻、公文等非文学文字，真正落实到文学范畴的不足100万字，而发表出来的自己认为满意的，羞愧得连口都张不开来。
　　所以，创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没有写出来好作品。
　　胡琛：您觉得写诗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
　　崔完生：我觉得谈理想有点大，说说目标吧。
　　一是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在高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当代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家庭解体、老小失养、孤寡无助是处有之。加之就业与职场竞争激烈，生活节奏紧迫而急促，给人的精神带来极大的压力。凡此诸种压力导致心灵世界的失衡、焦虑、苦闷、烦恼、孤独、空虚、痛苦等随之产生。如何调适心灵世界的冲突、化解精神矛盾，成为当今人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社会上各种心理诊所的涌现，都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来。但是，人类自我心灵世界的平衡、宁静、快乐、和谐，靠异己的权威和力量、靠外在的东西并不能真正解决，它必须依靠人的自我调适。当我心情苦闷、思想困惑，特别是感到有些焦虑的时候，就读一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屈原的《离骚》，游心于这些天才诗人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人类的“可能世界”，心灵自会得到一种慰藉，获得平衡和宁静，由冲突进入和谐——哪怕是短暂的。
　　二是有助于调和人际关系。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为之尽心竭力地奋斗，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和不可避免的竞争。诗歌中的和谐意蕴对于调和个人心理、现代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我写的很多诗其实就是在身体、灵魂不安的情况下写成的。写作是宣泄、是调和，是“不平则鸣”，是“心有块垒”，是“有感而发”，是“触景生情”，是“鬼使神差”，是“情不自禁”。
　　总而言之，诗的终极追求在于平衡自己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