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苹果喜获丰收    记者 张鹏飞 摄

　　金融时报记者 宋珏遐 通讯员 党丽娜 付兵强 刘星星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据统计，苹果种植广泛分布于25个省份。与此同时，我国苹果主产区与重点扶贫区域重合度较高，在原农业部认定的122个苹果种植重点县市中，33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使得苹果成为天然的“扶贫果”“致富果”。而在重要的苹果产区中，延安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苹果产业在延安也曾发挥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作用，并且直到如今，在全市220余万人口中仍有80万农户从事苹果相关产业，苹果相关收入占到辖内农户经营性收入的61%。另一方面，延安所在的陕西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2023年，延安辖内的洛川苹果品牌价值提升至全国水果类第一的位置，带动延安苹果的品牌价值也增至82.99亿元。因此，发挥当地在苹果产出方面的优势，不断发掘相关产业价值，不仅能显著惠及当地产业主体，对全国的苹果产业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不过，这并不容易。由于苹果的生长周期要经历6到7个月，蔬果冷藏技术的发展又明显延长了其可储藏时间，苹果的产量、品质、价格往往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进而可能左右产业主体增收的稳定性。《金融时报》记者近期在延安多个县区采访时看到，围绕苹果产业健康发展，延安金融部门近年来着力探索发挥不同金融工具在风险管理、保障稳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作用，并结合各类财金政策工具，共同助力产业主体应对一系列影响，将产区优势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主体收益。
　　凸显“好果好价” 让优势产区有效对接大市场
　　一下洛川的高速出口，“中国洛川苹果城”的字样很快映入眼帘。这个在2016年苹果博览会前全面启动运营的项目中，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苹果果商在此开展鲜果交易和电商业务。
　　不同于延安辖内其他地区，洛川县在汇聚人流、开展鲜果交易方面有其独特优势。洛川县属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是黄土高原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塬区，除了利于苹果种植外，整体塬面平坦、土地宽广也让更多果库投资建设、果品交易可以在此发生。“这边是苹果重要产区，又具备仓储成本低的优势。果商在当地收了苹果可以就地储存，各类果商、市场信息也就跟着来到这里。”洛川苹果城产权所属公司负责人周芳民告诉记者。
　　与不少其他水果产业类似，在发掘好果好价方面，果商都是相对核心的一环。他们从种植端汇总了不同产区果品的产出情况和预期价格，向后又掌握着不同销售渠道和市场需求信息，可以在实质上起到一定的农产品分级以及联结价格与品质的作用。
　　尽管信息流汇聚于果商群体，并且他们也是最主要的苹果收购方，但苹果产业链上承担较大资金压力的却是果库经营主体。
　　自2010年起，郭超超的父亲开始从事果库经营，发展到现在已算得上洛川县老庙镇上较大的果库经营主体了，总库容量约4500吨，如今父子俩分别负责线下业务和电商运营。“果库的经营方式都差不多，我们主要是为果农和果商提供代管服务的；在价格合适时也会自己收购一部分进行再销售，以赚取差价。”郭超超告诉记者，之所以承担着较重的资金流压力，一方面是因为果库建设是重资产投资，回报周期长，这本就压占着经营主体的现金流；另一方面则源于一条在当地苹果产业中不成文的规定，“例如，果商在果库存放价值100万元的鲜果，果库经营主体会向果商提供大约50万元的流动资金——这相当于产业主体之间形成了仓单质押融资。”当地一位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样做首先可以吸引果商存放苹果，提高仓库利用率；同时，果商往往不是本地人，又缺少有效抵押物，贷款难度很大，如此能够便于果商进行进一步的苹果收购工作，提高整体周转率。”
　　不过，以传统融资方式，承担较大资金流压力的果库经营主体的贷款难度也不小。“除了新建的这几个冷库办理了产权证外，早几年建造的冷库都没有产权证。”事实上，不止郭超超一家，记者了解到，当地建在乡镇上的果库多数无法办理产权证，因此无法通过抵押方式实现有效融资。面对这样的产业链合作模式和经营方式，金融部门要想保障苹果购销环节的顺畅以及果库经营有相对充足的周转资金，就需要化解果库经营主体有效抵押不足的问题。
　　去年，为满足周转需要，郭超超及其父亲各自以小微企业主的身份、以担保方式向洛川农商银行申请了共580万元授信，可随借随还。随着今年6月底，苹果库存基本清空，贷款也已偿还。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为符合条件的苹果产业主体提供融资支持，是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鼓励银行在支持苹果产业时采取的信贷风险分担方式，如今已被不少银行机构采用。除此之外，一些金融机构还研发了针对性解决果库经营主体融资难的贷款产品。
　　“我们在2012年就推出了公证抵押贷款的方式，简言之是由公证处出具果库抵押公证协议，结合对果库经营主体经营能力和信用状况的调查，最高授信额度可以达到500万元。这几年，该贷款产品余额一直保持在3000万到5000万元之间。”中行洛川县支行副行长刘伟表示。考虑到公证方式的贷款申请流程较长，该行计划下一步将老客户的授信使用周期从1年延长至3年，在给经营主体更多资金腾挪空间的同时，也尽可能减少客户在审批、审核环节消耗的时间。长安银行则在今年推出了“乡村振兴苹果产业贷”，即会根据果库经营主体的仓储量和经营能力匹配差异化的信用贷款额度，“自2月份推出以来到目前已授信超过4000万元。”长安银行洛川县支行客户经理李欣瑞介绍说。
　　如果说融资和融资性担保在理顺苹果购销、在微观层面让市场发现好果好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苹果期货则在发掘产地优势方面贡献突出。
　　“尽管一直都是果商到田间收购苹果，但在2017年苹果期货上市之前，由于农户无从了解市场信息，苹果收购价格不透明、交易不公平问题在本地时有发生；陕西苹果甜度高、硬度适中的品质优势，在收购价格上也难以显性化。”延长县果业局局长王斐玥回忆道。与此同时，由于我国苹果常年呈现贸易顺差状态，之前苹果品质标准往往由出口口岸确定，“符合严格标准的苹果能出口，卖上好价，这也就一定程度上作用于果品的标准和定价。但这一标准向种植端传导不畅。”
　　而上述问题在苹果期货上市后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化解。“苹果期货有一套明确的交割标准，这关联起了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因此即使种植端参与期货市场程度尚待开发，交割标准也会作用于现货生产标准和价格。”据王斐玥介绍，延长县农业农村部门目前就在引导果农按照交割标准进行种植，通过开展田间管理、农技等方面指导，让果农种出品质更好和标准化程度更高的苹果。“去年11月，郑州商品交易所对鲜苹果期货业务细则进行了修订。原规定中基准交割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标准为≥12%，修订后可溶性固形物≥14%将升水1000元/吨。”长江期货延长营业部经理韩大宇对此解释称，原定标准设置相对宽泛主要是为了保障苹果期货交易的活跃度，而陕西苹果优势主要体现在甜度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一细则修订将更有利于陕西苹果品质优势在价格上的显性化。
　　事实上，自苹果期货上市以来，果库经营企业已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期货市场，实现库存风险管理，也能起到避免亏损、维持果库经营合理资金流的作用。“因为在果库建设中投入较多资金，我们一直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目前延长县农信联社和邮储银行分别以担保和抵押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400多万元和600万元的授信额度，便于我们日常周转。”延长中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军介绍说，“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在期货公司的帮助下我们探索做期现结合，通过锁定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尽可能避免经营亏损，保持现金流稳定。”
　  保障种植可持续 夯实产业健康发展根基
　　在有效对接产区与大市场的同时，还必须保障种植主体的收益稳定性和生产可持续，才能真正夯实产业基础，在逐渐完善的产业链上发挥产区优势。
　　据延安辖区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当地80%的苹果是晚熟品种，即10月份收获采摘，这意味着从3月中下旬的开花期算起，苹果生长周期长达6到7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各种自然灾害影响苹果最终的产量和品质。”王斐玥介绍说，这其中造成危害概率最大的是冰雹，可能影响苹果任一生长关键点；同时如果苹果膨大期遭遇干旱，其品质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因此，苹果生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自然风险不容低估，并且品质受影响后售价也会走低，果农收益波动并不少见。
　　延长县张家滩镇于家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开展苹果种植，种植面积都在10亩左右。于家村党支部书记于树杰告诉记者，如果苹果能正常收获，每亩收入在1万元左右，种植成本则是3000元/亩。这意味着，如果不发生自然灾害，市场也没有大的波动，本年收益完全可以支撑次年持续生产。但受灾情况难以避免，随着苹果总产量提升，在价格完全市场决定的情况下，果农收益波动就在所难免。
　　在苹果期货上市后，于家村的果农长期受益于“保险+期货”在基本收益保障方面的效用。2017年，苹果“保险+期货”价格险在延长县试点实施196吨（196亩）、覆盖6户果农后，其实施范围保持增长态势。到去年，延长县政府与期货业协会、多家期货公司以及人保合作，实施苹果“保险+期货”价格险共2.5万亩3.16万吨，收取总保费1707万元，其中农户承担367万元，总计赔付453万元。与此同时，在考虑灾害影响的基础上，苹果“保险+期货”收入险也在2022年开始试点。2023年，收入险共实施1315亩，覆盖农户150户，赔付率364%。
　　当然，在前置风险管理思路未形成之前，保险和期货在收益保障方面的作用有限，更多苹果种植主体的持续生产还有赖于贷款支持。对于保持家庭经营方式的果农，银行机构普遍通过采取信用贷款方式即可满足其生产和生活需要。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影响且授信额度难再突破的问题，洛川农商银行在2018年研发了农地抵押贷款。次年，当地再次遭遇冰雹灾害，该产品在支持农户恢复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该产品余额最高超过1亿元，目前处于投放状态的有1200多笔，余额9300万元。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苹果种植的适度规模化发展，当地金融部门亟须研究适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产品。
　　以延长县为例，据介绍，全县在农村从事苹果种植的人口目前大约就只有1万人，并且80%都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的子女不愿再回乡生活并从事农业生产，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苹果种植必然需要向进一步规模化和机械化转型。要实现更深程度的机械化种植，首先需要实现适度规模生产和种植方式的相对标准化，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大的投入和日常周转资金。
　　乔空军在2014年回乡承包山地开始了苹果的规模化种植。“除草、耕地等环节可以使用机械，但仍有更多田间作业难以机械化。”乔空军告诉记者，疏花疏果、套袋取袋、采摘等多个环节仍需要纯人工作业，“而这些时间往往农户自己也要农忙，临时聘用人力的成本必然更高。”他经营的延川县川禹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核心种植规模已达到400亩，其每亩种植成本仍会达到4000多元。事实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管理思路更强，因此其在防雹网等支出上必然更多。此外，因为苹果树的种植时间较晚，这类主体也是较早开展果树矮化转变的主体，因此在达到丰果期前还要等待3年。这类主体必然需要更充分、灵活的贷款支持方案。
　　在2021年之前，乔空军就向延川县农信联社以担保方式申请了280万元贷款。因投入回报周期较长，贷款到期后，延川县农信联社对贷款进行了续贷，以保障合作社的用款需要。到目前合作社用款余额已降至17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