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孙立哲小组在关家庄村合影，前排右一为曹谷溪

    ● 北京知青回访团拜访曹谷溪（中）  
    ● 诗集《延安山花》封面  
    ● 李华、张小建领着他们的外孙女回延安与曹老亲切合影  
 
　 曹谷溪  
　　1965年初，我是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1968年，知青一来我成了“知青专干”。特别是，曾以“延川县知青工作赴京汇报团秘书长”身份在清华附中、清华园中学、二十中、清河中学和五十七中等七八个中学，向老师、家长和学生作过汇报。到许多知青家里做过家访，学会一句北京话：  
　　“老曹，嫑走了，我家有地儿！”  
　　当时政府实行“军管”，团长是个军人，对知青工作不熟悉，所以，我这个“秘书长”就显得特别突出。知青家长对孩子牵肠挂肚的一言一语，都令我心颤。因此，给我留下了一辈子与知青难分难解的“知青情结”。  
 　 一
　　在我当“知青专干”期间，我没有批评过一个知青，对知青生活、学习、劳动，努力关怀。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公社炊事员。  
　　有人戏说我是“延川县历史上文化水平最高、做饭技术最低的炊事员”（我是延川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的学生）！  
　　这个事，对我当知青专干大有好处。  
　　当年，知青的厨房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可以用脏乱两个字概括。  
　　我每到一个知青点，第一件事就是“套灶火”。紧接着就是组织知青打扫卫生、清洗餐具、洗晒衣物。  
　　贾家坪公社邀家河大队，有知青称我是“曹阿姨”。  
　　我真心和知青交朋友。  
　　知青与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同，经历、学历、思想品德、人生追求，各有差别。  
　　我赞赏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的一句话：“心诚能使石头开花。”  
　　刘马家疙瘩大队有一个知青，插队前没有职业，是一个“小偷”，北京叫“佛爷”。在这行当里凭什么确定地位？  
　　他说：“爷们儿蹲过多少回局子啦！”  
　　以坐禁闭的次数来决定自己在“盗窃”这个行当的位置。我和他交了朋友，他给我坦白这个行当的许多“黑话”。他们把警察称为“雷子”，把上衣兜说成“天窗”，还给我表演了行窃的功夫，用老虎钳子把头号铁丝拧在自己的肚子上，咳嗽一下便能解开……  
　　在他插队后痛改前非，没有作案。后来招工回京。  
　  二
　　在知青岁月，国家对插队知青的待遇很不错。每人每月45斤粗粮，半斤食油，比当地农民的生活好多了。那个时候，许多农民是粗糠野菜充饥。  
　　就像当年，陕北慷慨接纳了7000名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今天，又有2.7万多名北京插队知青到陕北插队落户。  
　　陕北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烧热土炕，送米酒迎接他们，但是这种热情并不能立即感化所有知识青年。  
　　延川县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有26名北京的知识青年，我给县广播站写了一篇通讯稿《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稿子还没有广播，25名知青便结队回京。  
　　大队干部追到绥德才劝回来。  
　　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  
　　知青的生活比当地农民好一点，可比起北京就差得太远了。不在逢年过节，长时间闻不到肉味，不少社队的知青盗杀老乡的“看门狗”，群众意见很大。  
　　为了阻止这种事情发生，我诓编“吃了狗肉，要变憨憨（傻瓜）哩”！  
　　陕北人真的不吃狗肉，我的“悖论”有了一个很大的传播空间。这样，既没有使知青失面子，又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现在想起来，我对知青的偏护确实有点过分。  
　　他们到陕北不懂得村规乡约。见瓜敢吃，见果敢摘。果子不成熟，便乱摘、乱扔。有一回，林业组长任学义提一筐子青苹果，往我的办公室一扔：“老曹，看你的知青把我队里的果子糟蹋成甚了！”  
　　后来我被县革委会调到革委会通讯组，先是通讯干事，后来当了通讯组长。  
　　也许，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插队知青，出了一条“土政策”，插队知青进城办事或外出，必须有公社的证明信，否则就不予接待。  
　　我所主持的革委会通讯组，不论男女，只要穿一件蓝色的“棉猴”，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通讯组就热情接待，帮助办事。  
　　当时通讯组三个人，就有两个是插队知青。我从公社调到了县革委会，我和知青的接触面更广泛更方便了。  
　  三
　　当时，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有一位叫孙立哲的知识青年，在设备非常简陋的土窑洞给群众做手术。  
　　卫生局长和一些医务干部署名上诉革委会领导：“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知青，给群众做手术，弄死几个人谁负责！”  
　　听了这话，当时革委会副主任申易非常紧张，他当即指派我去调查，我说我不懂医学，无法调查。他说给你配一位西安二院的高级外科大夫，做你的顾问，连夜出发。  
　　西安二院的高级外科大夫叫王兴华。  
　　通讯干事石焕南、林达，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杨圣敏、解明明和关庄公社知青专干，也加入了考察组。  
　　在细致扎实的调查中，全体人员对孙立哲做过手术的所有病人做调查。王大夫说，病人的刀口整齐，就是手术成功，如刀口模糊，就是发炎了。经过对孙立哲手术的病人逐一排查，所有手术病人没有一个刀口发炎。  
　　特别是查验一例“腮下腺肿瘤”手术病人后，王大夫激动地说：“这个手术难度较大，如果在领口上面做好操作，可是手术后，会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疤，非常难看。若在衣领下切口，衣服一穿就遮盖住了伤疤，可是手术难度较大。”  
　　王兴华当着手术者高兴地说：“这小子真是一个外科大夫的好料！”  
　　不仅排查了手术者，还查阅了孙立哲开的全部处方，用药、计量全部规范。我们向革委会领导做汇报，作出了坚定支持孙立哲的决定。  
　　197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题下，几乎整版刊出《一个活跃在延安山区的赤脚医生——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孙立哲》。  
　　我们考察孙立哲和他的医疗站时，他并不在村上。  
　　后来，孙立哲对我说：“你们的这篇报道，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那时，我的父亲被定为‘双料反革命’。那天，我从人民日报社看过这篇报道的清样，往家里走，看见前面走着的一个老人好像我的父亲，我快走几步，果然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含着眼泪对他说：“立哲，好惨呀！”  
　　孙立哲给父亲说，三天后《人民日报》要真名真姓地发表一篇文章，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  
　　多年后，孙立哲来延安对我说：“其实这篇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不仅稳定了延川的局势，对北京影响更大。孙立哲父亲的“双料反革命”的帽子摘掉了。  
 　 四
　　知青运动结束了，但我和知青交往没有断，还和许多知青保持联系。  
　　1991年3月12日，我给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写了一封有趣的信：  
　　美华同志，你好，一别十余年，前几天去延大巧遇高尚斌教授，他说你看到《中流》杂志上的《陕北父老》，并询问我的情况，十分高兴。  
　　中国寄希望于插过队（特别是延安），又上过大学的这一代知识青年。他们对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上层与基层了解得非常深刻，而且比其他年龄知识层次的人最少偏见。比他们大的人不行，比他们年轻的人更不行，我以为会有大有作为的。我的这个观点现在不好讲，将来也会有人反对，但是，历史将印证我的这一见解。  
　　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五
　　为了行文方便，我创造了两个新名词：“前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  
　　知青返京后，我把我和知青的交往和见闻，都定为“后知青时代”。  
　　1969年2月，延安县（今延安市）下坪公社老牛沟来了11名知识青年落户村里，其中有一个插队知青叫许复强，他一插就是7年。  
　　2000年在中国石油管道买断工龄，窝在家里，插队时的那些人，那些事，折腾得他坐立不安。回陕北一趟，触景生情，情感的野马长时间收刹不住。每每与“老插”们相见或者聚会，总离不开插队那会儿的话题，于是就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  
　　别人是“十月怀胎”，许复强的小说是“怀胎十年”。  
　　40多万言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中国文联出版社审读后同意出版，并签订了出版合同。  
　　一个文学新人的长篇小说出版发行，如果没有名家推荐，很难发行。  
　　一篇3000字的序文，在北京哪位大家名家可以请到？就是二三流作家，没有一定的润笔费，也无人可干。  
　　不知道他从什么渠道找到我的电话。理直气壮地要我为他的长篇小说写序。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曾多次下决心不再写序文之类的文字了。可是，这是一位在陕北生活了7年的老知青，这是他呕心沥血劳作10年的劳动成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知青”这个词汇渐渐淡出人们的言谈。  
　　然而，我却不能。  
　　我在延长县的知青好友张莉，和她一起来陕北插队的哥哥张大力，在为老乡送药的夜晚，被一条狗冲下山崖而亡命。还有三个女知青在高粱笼中避雨遭雷电所击而身亡。  
　　我缅怀他们青春生命的每一个灵魂，也常常为走出黄土地去干大事、创大业的每一个知青默默祝福。  
　　我的“知青情结”，使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了“老插”许复强的请求。  
　　我在电话中告诉他，9月3日，我要去北京参加歌剧《白毛女》上演60周年座谈会，约他在北京一见。  
　　他如约而至，我和许复强就他的小说，进行了较长时间交谈。一回延安，我便开始阅读许复强的长篇小说，一口气读了三遍。  
　　我常常惊叹“知青作家”们对陕北农村生活民情习俗的娴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陶正的《老汉们》《婆姨们》《后生们》《女子们》和许复强的《情感之恩》，我以为这些作品，不仅是美妙的田园交响曲，而且是镶嵌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廊的“清明上河图”!  
　　许复强的小说文字流畅，故事生动，引人入胜，唯独书名《情感之恩》缺乏张力。  
　　但是，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不能改变。为了吸引读者，我给加了副标题：诱人的长辫子，并帮他设计了封面和“眉题”，得到他和出版社的赞许。  
　　我给这部小说写了6000余言的序文，这部小说已经被延安知青博物馆收藏。  
　  六
　 在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一朵山花在黄河畔，向阳的山弯弯里悄然绽放！1972年，我和路遥、陶正、闻频、白军明等几个文学青年一起编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1973年增订再版，国内外发行了28.8万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发表了分量很重的评价文章。  
　　为什么？在交通不便、贫困落后的延川县会呈现出这么一种奇特文化现象？  
　　其实，许多评论家并没有注意到它和知青运动的关联。  
　　首先参与这部诗集的编辑就有插队知青。  
　　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的北京知青陶正，离京时就带了一部油印机，在鸭巷办了一份《中国红卫兵通讯》的报纸，在全国散发。  
　　这份报纸连中央文件也敢发表，不符合中央规定被要求查封。  
　　县革委会指派我和另一名党员干部去执行。  
　　我对陶正说，油印的《通讯》不能办了，请你到县上办铅印的《山花》文学报。  
　　当时，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正创办“农村通讯员学习班”，每个学员的学期半年到一年，每月18块5毛误工补贴。陶正从青平川后沟调进县城，顿时成了《山花》文学报的一员战将。  
　　诗集《延安山花》出版前的《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就是陶正一笔一画刻蜡板印刷而成。  
　　这个学习班里，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一位学员，叫路遥。  
　　他以中篇小说《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和百万余言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震撼中国文坛。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和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这个学习班的学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级教学名师”杨圣敏，北京市人民政府归侨专家咨询团成员、北京灿和兄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思泰正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解明明，还有曾任我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非洲卢旺达大使，现任中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舒展。  
　　2019年9月18日，舒展带领延安大学与中国非洲研究院联合召开的“延安精神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参观谷溪书馆。  
　　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是一个副科级行政单位，在县革委会领导的支持下，不到两年时间，就推出一个如此杰出的学员群体。  
　　延川是一块风水宝地，雄居秦晋峡谷的“乾坤湾”就在延川，许多大家、名家的处女作在“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主办的《山花》文学报发表。  
　　著名诗人梅绍静的叙事长诗首先在《山花》选发，然后推荐陕西人民出版发行，《光明日报》整版转载，轰动全国。  
　　著名教育家、曾任杭州大学校长的杨卫，当年在延川县冯家坪公社寺村插队时，就在《山花》上整版发表了他的处女诗作《党啊，我把心歌献给你》。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河》杂志执行主编阎安，著名诗人、《各界》杂志主编远村，都曾在《山花》发表过他们早期的诗作。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黄堡书院院长和谷，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就在《山花》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访英雄》。  
　　著名作家海波，从写秧歌词开始，成了延川县继路遥之后成就最大的本土作家。  
　　七月派诗人侯唯动的儿子哈颖康，曾是《山花》文学报的骨干作者。  
　　在中国政坛享有盛名的陶海粟，在知青时代，就是《山花》的骨干作者。  
　  七
　　2021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文艺随笔《陕北是个大气场》。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在延安乃至全国做了多年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翻阅了大量中外历史文献，撰著了洋洋30万言的《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刘蓉译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他在这部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语，令人惊叹：“不管我们有幸对延安府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府的历史不会是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老。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了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  
　　事实证明，这位英国传教士的观点，成了一个伟大的预言！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7000名精疲力竭的红军战士到了陕北吴起镇，从此陕北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新长征的出发点。  
　　毛主席率领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小米加步枪”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踏步从延河畔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2.7万余名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抚今追昔，我以为，陕北是一个大磁场、大气场！  
　　多少年来，无数先烈在这块土地洒下了他们的汗水、泪水和鲜血。所以这块土地的每一粒黄土、每一株草，都包含着他们思想的结晶、智慧的信息。  
　　我曾在许多场合讲过，象征中华民族的长城、黄河和黄帝陵，非常奇妙地在陕北黄土高原相聚。所以在它赤裸裸的大山中，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色彩。  
　　不管是土著的陕北人，还是客居陕北的异乡人，只要你投入这块土地的怀抱，让自己的心灵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就可以接收到这块土地的能量与信息，就可以获得自己也不曾想到的巨大的成功。  
　　在前知青时代，我结识了两位知青朋友。一位叫李华，另一位叫张小建。  
　　李华是志丹县革委会副书记，张小建是志丹双河公社向阳沟生产大队的生产队长。  
　　那时，我是《延安通讯》的记者，在农田会战的工地拍摄了许多照片，现在看来非常亲切。  
　　回京后，李华退出了政坛，张小建进入中央机关工作。2001年6月，张小建担任了全国劳动保障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  
　　50多年，他们和我的交往不断，李华称我“大哥”，小建称我为“老师”。“大哥”敢当，我毕竟年长他们十多岁，“老师”可不敢当。  
　　李华教我学“站桩”，也许由于我的懒惰，几年学不会，他教我学习“量子物理”，我一学就开窍。量子物理推翻了经典物理诸多定律，过去不理解的许多问题，豁然开朗。  
　　李华和张小建，是我非常敬重的两位知青朋友，他们离开陕北后，心中一直牵挂着自己的第二故乡，几乎每年都要回陕北居住一段时间。  
　　不久前，我看到延安市一名宣传干事的新闻特写《跨越山河的一次英雄会面》。  
　　2024年8月8日晚开始，志丹县出现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达到124.8毫米，最大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达到179.1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县城很多车辆被山洪冲到街道，5000余名群众被困。县委、县政府紧急动员全体干部、市民抗洪救灾，这一支抗洪救灾的队伍中，有一支身着红色队服的队伍，引起了张小建的注意。  
　　哪里有危险、哪里有艰难，哪里就有这支队伍的身影。8月13日，经过多方周折，张小建和李华终于见到了正在抗洪抢险前线的志丹雷霆应急救援队队长谢林和队员李海东。交谈中无意得知，救援队的李海东，正是他们插队的向阳沟村四队李二牛的儿子。看到他儿子如此优秀，李华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应当欣慰，在刘志丹故乡还有这么一支英雄的救援队伍。他们没有行政编制、没有财政拨款，多年来驰骋在洛河、黄河之滨。他们舍生忘死、救死扶伤的英雄事迹，令张小建和李华忍不住一次次落泪。  
　　感动于志丹雷霆应急救援队的无私奉献，张小建和李华给雷霆应急救援队捐了一笔赞助费以表心意。  
　　2024年10月21日上午10点，北京知青回访团何晓新一行来到虎头园谷溪书馆。蹊跷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延安市文联主席孙文芳在北京接通了著名诗人贺敬之和我的视频电话。  
　　孙文芳首先转达了我对贺老“百岁华诞”的衷心祝贺。贺老在视频中笑着说：“谢谢你，谷溪同志！”  
　　贺老说：“他比我年轻得多，有没有80岁？”孙文芳说：“他84岁了，已经满头白发！”  
　　贺老说：“谷溪的气色很好。”贺老的秘书柳涌介绍说：“他现在还一直在干活（写作）。”  
　　北京知青回访团的何晓新等知青齐声高喊：“祝贺老先生生日愉快！”并向贺老展示了他们送我的字画：“曹谷溪 知青的贴心人。”  
　　贺老挥动自己的手臂：“你们为延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我和所有的知青都非常激动，他的一句话把这个电话视频活动推向了高潮。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视频停止了，所有知青还手舞足蹈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