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之琳在延安时期的照片
    ●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卞之琳
    ● 1985年，卞之琳（中）同金克木（左二）、季羡林（右二）合影
    （来源：《江南时报》图片由海门卞之琳艺术馆提供）

　 ■徐曦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海门著名诗人卞之琳的不朽之作《断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新月派”代表诗人的浪漫细腻。卞之琳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一生出版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1938年的一天，这位瘦弱文人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程，怀揣一颗爱国之心勇敢地冲上抗日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重要的文学作品。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也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壮志为国 文弱诗人奔赴延安
　　南通海门汤家镇，临江拥海，与上海隔江相望，这是卞之琳出生的地方。早在童年时期已读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孟子》《左传》等大量古代文学作品的他，因热衷文学，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就此离开了家乡。14岁那年，卞之琳拥有了人生第一本诗集——《繁星》，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新诗，兴趣油然而生。
　　卞之琳对语言颇有天赋，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英文系，在那座包罗万象的学府中，他陆续接触了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并开始了新诗创作。如果说童年时期对于文学的爱好只是萌芽阶段，那么在这里，卞之琳的才华越发凸显，引人注目。在人才辈出的北大校园里，他是幸运的。“1933年，卞之琳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求学期间他曾师从徐志摩，深受其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代为决定汇编诗集《群鸦集》拟出版，并请沈从文先生写《附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书馆馆长陈军教授介绍。
　　卞之琳勤奋且擅于从生活中寻找灵感。他凭借独特的创作才华写下经典名篇《断章》后，又相继出版了《鱼目集》、《汉园集》（与李广田、何其芳的诗作合集）等，在当时的诗坛名声大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当时卞之琳已经在大学里任教，但眼看着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满腔爱国热血的卞之琳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并立即付诸行动。
　　海门卞之琳艺术馆对于卞之琳去延安这一段经历，有这样的资料记载：卞之琳的延安之行，特别是深入战斗前线，历时一年，这一惊人举动，令他的朋友们几乎不敢相信。一个单薄的文弱书生，大家无不认为他是“不堪战争惊涛骇浪的一击”，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的壮举呢？有专家和学者综合分析后认为，一方面，卞之琳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也许是他要以行动证明给朋友们看他有凌云之志。后来，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写道：“全面抗战起来，全国人心振奋。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也在离散中打破了我私人的一时好梦……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
　　或许，这正是卞之琳当时毅然投奔延安的真实内心写照。
　  不惧艰险 随军记录前线亲历
　　关于卞之琳的延安之行，记者在相关文献以及海门卞之琳艺术馆提供的大量资料中收集到一些经过与细节。
　　决定去延安的那一年，卞之琳正任教于四川大学。1938年暑假，他与何其芳，沙汀、黄玉颀夫妇等好友悄悄地准备起了去陕北的行囊。同年8月的一天清晨，他们从成都出发，踏上了经西安至延安的坎坷路程，足足用了半个多月才抵达。当他们住进西北旅社，换上当时延安干部和士兵都穿的灰布制服时，卞之琳心中的爱国热血已如翻滚的河流涌动不止。
　　卞之琳与大家一起前往凤凰山下的吴家窑院子，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鼓励他们去前线真实体验战斗生活，一个与纸笔为伴的爱国文人，在受到领袖的如此鼓舞时，毅然决定上前线。“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这是一位诗人对创作的坚持，或许也是他毅然决然以瘦弱身躯迎接巨大挑战的另一个原因。
　　出发前的等待漫长又焦急，卞之琳抽空仔细研读了《联共（布）党史》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上前线做足思想准备。同时，他也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响应写“慰劳信”的号召，卞之琳以诗体创作了两封《写给抗日战士》和《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同年11月12日，卞之琳终于随朱德总司令部人员出发奔赴晋东南前线，当时一同出发的“文艺工作团”还包括“团长”吴伯箫，以及成员马加（白晓光）等。他们渡过黄河，迂回曲折地在山间走了近两个月，终于在1939年初追踪到了陈赓旅的第七七二团，“文艺工作团”开始了随军生活。
　　卞之琳跟随军队在抗战前线，感受到了枪林弹雨和生死存亡。这样深切的战地体验远远区别于安稳的后方，在他内心也掀起极大波澜。“卞之琳不畏艰险，深入广大军民，采集素材，陆续写出《垣曲风光》《山道中零拾》等10篇战地通讯，又写了《五个东北工人》《钢盔的新内容》等散文。这些作品后结集为《晋东南麦色青青》一书。战斗间隙，卞之琳俯身在农家场院石磨上，写出反映游击队战斗和生活的小说《红裤子》，后发表于重庆《文艺月报》。”陈军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后，在《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中总结了卞之琳于延安时期的一些创作。
　　卞之琳跟随着部队出入于冀晋之间的山区，在炮火中生活了几个月后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对于数月的随军生活，卞之琳与吴伯箫作了总结：“除了对于前方民众、前方部队的若干程度的认识，（我们）还得了一点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以及前方对于一般文化人的印象和要求。”此时，恰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人手短缺，卞之琳便被留在鲁艺文学系代课。三个月后卞之琳告别延安回到了四川大学复职，延安的经历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教学间隙根据这一年间获得的材料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与新体诗集《慰劳信集》，于1940年上半年先后由香港明日社出版。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因有着真实的参与感，内容刻画引人入胜，生动地记述了包括在长生口、七亘村、响堂铺、长乐村等地七七二团的战斗经过和艰苦历程。据了解，1980年，《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在香港再版，三年后这本书第一次在内地由三联书店出版。卞之琳用生动的文字，把每一个他所经历的战斗场景和许多个在战争中坚强勇敢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放映”在人们眼前。同时，《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也记录了卞之琳从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弱书生”到一位不惧艰险的战地记者的转变。延安之行竟成为他今后文学创作以及人生选择的重要转折点。
　　以文言志 笔耕不辍享誉诗坛
　　“与大地相连，自由的鹫鹰，要山河干净，你们有敏眼。也轻于鸿毛，也重于泰山，责任内逍遥。”从《给空军战士》简短精悍却铿锵有力的词句中不难看出，延安的那段重要经历，不仅让卞之琳人生获得锤炼，也对他之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在延安真正体验了时代的脉动和抗战的力量后，卞之琳才对文体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四川大学的任杰在《空间转换与艺术主体的精神嬗变——论卞之琳的延安书写》一文中这样写道。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著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也写道：“随着战事的爆发，他（卞之琳）的生活和工作转到另一片天地。”
　　离开延安后的卞之琳，并没有停止他以文言志的爱国抱负，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南开大学。上世纪40年代末，卞之琳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英国学习，当听闻国内发生巨变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踏上回国的路程。回国的路途并不容易，乘客轮、坐货船、坐火车，甚至冒充过押货员……几番辗转，他终于和好友戴望舒一同回到北京。“到达北京后，周恩来专程到卞之琳和戴望舒下榻的招待所看望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卞之琳感觉格外亲切。1949年10月1日，卞之琳作为进步和爱国人士，应邀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文章《卞之琳：既眼望天宇，又面对大地》中有着这样详细的描写。
　　卞之琳回京后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之后的日子，他除诗歌、散文的创作以外，还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先后翻译了《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西窗集》《维多利亚女王传》《阿道尔夫》《阿左林小集》《新的粮食》《紫罗兰姑娘》《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等著作。
　　2000年，由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诗人奖”首届颁奖礼在北京举行，卞之琳与臧克家一起荣获了首届“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这一年，卞之琳90岁。“父亲非常在意这个荣誉，当时已经很少出门的他，很高兴地走出去捧回了这个奖。”卞之琳的女儿回忆说。卞之琳始终怀着一颗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心，背井离乡大半生，在文学领域里不断耕耘，为中国新诗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江海间一块只有一二百年历史的新沙地，住的百分之八九十是南岸来避难或开垦的移民，说不上罗曼蒂克。”这是卞之琳对家乡海门的描述，即便如此，家乡于他而言却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分量。90年始终不改一口海门腔的卞之琳，怀着江海般广阔的胸襟，以其精巧细腻的笔触，波澜不惊地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故事和他丰富曲折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