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冬，已经建国称王的西夏李元昊进犯延州西线的保安军和东线的承平寨，遭到宋军奋力反击。延州知州范雍被元昊的假意求和所迷惑，兵力调度失当，防守松懈。腊月中旬，西夏军取道杏子河谷，攻破延州北面门户金明寨，俘获李士彬十八寨近十万蕃汉军民，又于延州西川三川口设伏以待，由庆州、保安救援延州的刘平、石元孙、郭遵三军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正月中旬，西夏重兵围攻延州城七昼夜，延州军民据险固守，外线宋军抄袭元昊后路，西夏军心动摇，不得已撤军屯驻金明寨，继而兵取塞门寨、安远、栲栳、黑水堡等边寨，延州以北、横山一带尽被元昊控制，延州几乎成为一座孤城，形势十分险恶。
　　延州之战宋军惨败，令朝野震动，朝廷遂将范雍撤职查办。范仲淹临危受命，从康定元年（1040）八月至庆历元年（1041）四月，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担当整顿加固延州、庆州一线边备的重任。范仲淹在延州尽管待了不足一年时间，但政绩卓著。延安人民在嘉岭山上建有一座范公祠，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之情。
　　范仲淹（998—1052），字希文，进士出身，唐宰相范履冰之后裔，祖籍陕西邠州，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宋夏延州之战后，延州诸寨多失守，州帅范雍、赵振先后被贬官，新帅张存视延州为畏途，托词母病拒不赴任。危难时刻范仲淹请缨赴任，大胆改革宋军军阵体制、战阵战法、后勤供应和防御工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使战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首先是选将练兵，招募乡勇。他针对长期以来兵无常帅，将无常兵，作战时以军阶低高为序，次第出兵的“取败之道”，淘汰一批怯懦无能的将领，选拔经过战争历练的中下级军官担任将官，并把一万八千名精兵分为六部，每部三千人，委派一名将官统领，平时严格训练，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轮流出阵，改变了长期以来兵将互不了解的状况，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此举被认为是宋廷推行“将兵法”之先声。
　　当时戍边的军队多是从内地调来的中央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久戍思乡，斗志不强。范仲淹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淘汰和严格训练，另一方面又从本地蕃汉民众中招募了一批青壮年作为弓箭手充实兵防。这些乡勇熟悉山川道路，强悍善战，欲为保卫家乡而战，斗志十分高
　　昂。在以后对西夏的战争中，这些当地乡勇也成为一支精锐之师。
　　其次是收复失地，广筑堡寨。当时的延州，虽然地当要冲，但防御薄弱，“地阔而寨栅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范仲淹出镇延州之时，夏军久驻塞门、金明，时刻威胁延州安全。当年八月，陕西边帅派鄜延钤辖张元、都监王达先进击金明寨，夏军慌乱退兵。范仲淹和葛怀敏又率兵乘胜追击，将塞门寨的西夏军驱逐出境，解除了延州的直接威胁。他接受延州兵马都监周美的建议，修复加固了金明城寨，并派其防守。不久夏军又来进犯，兵锋至延州城北三十里处。周美率三千士兵奋力作战，自晨至暮不分胜负。周美撤军至金明寨北山（今安塞区沿河湾边墙村），令军士持火把夜战，一时火光漫山遍岭，喊杀连天，夏军惊惶万状，以为宋军援兵已到，纷纷败逃，失落牛、羊、骆驼、铠甲数以万计。随后，夏军又沿西川河河谷进犯，周美又率兵翻山来到西河口阻击，两军直战至深夜，相持不下。周美用疑兵之计，令士兵持火把在山上大张旌旗，鼓噪呐喊，夏兵不知虚实，仓皇溃退，宋军全力掩杀，斩获甚丰。夏军退走后，周美亲自督工，修筑了万安城（今安塞区西河口乡宋家沟故城），加强了宋军西北川一线的防御。
　　当年九月，范仲淹与韩琦暗中部署，假借巡边名义，秘密调集环庆、鄜延两州兵力四面包围西夏。此时西夏已深入宋境百余里，宋军一举攻破西夏楔入延州、庆州通道之间的一颗钉子白豹城（在今吴起县白豹村），全歼城内守军和诸多党项族帐。元昊闻讯急忙率军救援，宋军主动撤退，夏军紧追不舍，在一崖险之处被宋军设伏。斩首四百多人，俘虏七十余人，元昊溃退，不久范仲淹又派狄青攻取西部边界上的芦子关。同月，范仲淹遣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出保安军北的木场谷，从硅牟岭（在今靖边县南）袭击夏军，溃敌数千，直逼西夏重镇夏州（今靖边县白城子）而还。范仲淹又谋取夏国设在麟、府之间黄河西岸的冶铁铸造场，派葛怀敏和麟府都监朱观率大军分六路进攻夏国。进入夏界后，连破堡寨十余座，党项族帐二十余落，直逼洪州（今靖边南）城下。后因洪州党项结寨抵抗，元昊又命横山党项据险伏击，宋军力战不胜，暂时退兵。
　　经过几个月的苦心经营，延州城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延州防线的部署大致完成：都监朱吉驻守延安寨，保卫东路；指挥使王信统领保安军，巡检刘政驻扎德靖寨，加强西路防线；北路已有周美等驻守金明寨。又令指挥张宗武等分别屯驻关隘要塞，一时延州内外兵马密布，宋军士气高涨，军威大振。范仲淹完成延州防御部署后，又对夏军发起主动攻击，令兵马监押马怀德攻取元昊在绥州界外新筑的遮鹿、要册二寨，进而烧毁荡海沟、茶山、龙柏、安化等十七寨三百余帐，斩首数百级，虏马、驼、牛、羊万数。范仲淹威名远扬，连西夏士兵也互相告诫“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自有百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西夏遂不敢轻易进犯延州。此后，范仲淹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先后遣人修复和新筑了延河河谷要寨的堡塞十余处，又派狄青修复了废弃已久的丰林故城（在今延安东川李渠镇周家湾村东）。
　　三是置制康定军，保障军需。当时延州境内宋军云集，堡寨相望，需要大量的粮草供应，而鄜延一带地瘠民贫，久经战乱无法筹措，驻陕北军队的粮草全靠关中、河东辗转运输。为了减轻民众的转运劳苦，保障军队供应，范仲淹上书朝廷，建议在鄜城县（今洛川县南土基镇鄜城村）设立康定军，以地方官兼任军使，让关中、河东的粮草转运此处，令宋军在春夏战事减少时，轮流在此徙兵就食，这样既保障了军需，又节约运输费用百分之三十以上。另外，范仲淹还采取优惠政策，招抚缘边流亡民众归土从业发展经济，使延州的战争创伤逐渐恢复。
　　四是选贤任能提携后辈。范仲淹镇守延州期间，非常注意选拔人才，提携后辈青年。皇祐四年（1052），时年二十多岁的青年将领狄青被经略判官尹洙引见给韩琦、范仲淹，“二人一见奇之，擢以重任，待遇甚厚”，狄青也成为抵抗西夏最得力的将领之一，在以后的战斗中屡建功勋，后官至枢密副使的高位。著名的杨家将后代杨文广当时在延州军中任下级军官殿值，范仲淹“与语奇之，置麾下”。后来文广随狄青出征南越侬智高立下功勋，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成为北宋著名将领。
　　五是重文兴教，惠泽后世。范仲淹还是杰出的教育家，曾在南京等地担任学官。镇守延州时，延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安定先生胡援担任丹州军事推官。胡援在丹州除参与幕府的军事策划外还开馆授徒，推广自己的“苏湖教学法”，“莅政之暇，以经术，随其贤愚而训之，士多颖其造就。凡见者，即识为安定弟子”。北宋著名大儒关西夫子张载也被调到云岩县（今宜川县云岩镇）当县令，从政之余讲学授徒，培养了一批人才。范仲淹还提倡各州府县设立各级学校，率先办起延安府学，这些做法为他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地方建立府学、州学、县学积累了经验。
　　在范仲淹身上，不仅凝聚着政治家的气魄、军事家的谋略，更有浓厚的文人雅士情怀。延州战火稍平，他就主持重建了嘉岭山上早已坍塌破败的唐代古塔，并在山巅修建了用以观察敌情的“望寇台”，在山腰处修建了嘉岭书院，他书写的“少陵川”“嘉岭山”等摩崖巨书，已成为延安珍贵的人文资源。范仲淹镇守延州期间，整顿边备，收复失地，延安一度形势稳定、文化繁荣，此后，庞籍、狄青、沈括等名臣良将屯守延州，进一步丰富了延安的历史文化底蕴。
　　庆历元年（1041）二月中旬，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置范仲淹积极防御、不可深入敌境的忠告于不顾，一意孤行，派环庆副总营任福率一万八千人贸然进击夏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中了夏军埋伏导致全军覆没，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范仲淹也因好水川之败被问责，但他不以自身荣辱为意，仍上书朝廷提出切实可行的延州防务善后之策。不久他被贬知耀州，五月，改知庆州。
　　延、庆两州地界毗连，唇齿相依。范仲淹贬任庆州（今甘肃庆阳）期间，与继任延州知州庞籍继续贯彻持久防御战略，互相策应，联手御敌。他主持修筑保安军德靖寨至庆州、环州一线堡寨二十九座，在延安境内有铁边寨（今吴起县铁边城）、白豹寨（吴起县白豹城）、金汤寨（今志丹县金鼎镇金汤村）等。“仲淹帅邠、延，威德着闻，夷、夏耸服，熟户、蕃部皆称为龙图老子。至元昊，亦以此称之。”这些堡寨构成了一道有力的防线，拱卫了延州城及西北边境的安全。
　　庆历四年（1044）春，范仲淹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抒发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政情怀。当年五月，范仲淹升任朝廷中枢参知政事（副丞相），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为了严密考核地方各级官员，他派出按察使分赴各地明察暗访，按察使的考核报告一到，赃官、庸官的名字就被范仲淹一笔勾掉，毫不留情。富弼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一家哭总比几个州县哭好。”由于范仲淹的改革触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痛处，受到保守派势力的猛烈反扑，仅进行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尽管如此，它却成为之后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前奏，为大宋王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劲动力。皇祐四年（1052），一生忧国忧民的范仲淹闭上了双眼，享年六十四岁。宋仁宗亲自为其书写碑额“褒贤之碑”，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身后有纯祐、纯仁、纯礼、纯粹四子。“仲淹谓诸子，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皆称隽才。
　　长子纯祐，字天成，曾师从北宋大教育家胡瑗读书，得其真谛。范仲淹知延州，纯祐随从协理军务。他与众将卒友善相处，深入了解他们的才能贤愚，“钩深擿隐，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无失而屡有功”。范仲淹徙任环庆军帅后，纯祐率兵抢筑马铺寨，“且战且役，数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他事父母至孝，“未尝违左右，不应科第”。后来虽荫补将作监主簿、司竹监之类小官，“以非所好，即解去”。年仅四十九岁而病逝于家。
　　次子纯仁，字尧夫，天资聪悟，“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授官武进、长葛二县知县，皆以奉养父母为由，辞官不就，与仲淹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结伴游学，学业精进。直至范仲淹逝世后方才出仕，大约在皇祐七年（或八年），以著作佐郎授河南襄城知县。襄城之民素不习种桑养蚕，他引导百姓发展桑蚕之业，对犯罪轻微之徒，视其所植桑树多寡而减免刑罚，深得民望，呼所植桑林为“著作林”。任满升任签书许州观察判官、兼知襄邑县（今河南省睢县）。这里原有一座军方马场，不属州县管辖，士卒放马不时糟践百姓庄稼，范纯仁命人抓住予以杖责。士卒仗势不服，口出狂言：“这是天子宿卫养马之所，你敢怎样！”并将此事报告上峰，欲追究纯仁之责。纯仁上奏朝廷：“养兵之费出于田亩赋税，假若放纵暴侵民田而不问责，税从何来？”皇帝遂诏令全国，今后养牧之场均隶属州县，接受管理。当时旱久不雨，纯仁晓谕粮商，将所贩五谷贮于佛寺，等待官府收购，所蓄十数万斛。来年春，诸县皆闹饥荒，唯独襄邑境内之民幸免。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范纯仁擢升江东转运判官，再召为殿中侍御史，后外任安州通判、蕲州知州、京西提点刑狱、陕西转运副使等职。熙宁元年（1068），神宗继位，招纯仁回京，任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熙宁二年（1069），神宗以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政。纯仁与改革派政见不合，被贬官和州，再贬邢州。未及赴任，又加直龙图阁之衔出知庆州。临行之前，神宗召见他，勉励说：“卿父在庆州颇著威名，今你复知庆州，可谓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纯仁回答：“先父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自不敢懈怠职守。”在庆州期间，范纯仁为官敢于担当。适遇春季饥荒，在未得到朝廷批准的情况下，他立即发放常平仓储粮借贷给饥民。秋季粮食丰收，民众感其活命之恩，争先恐后，交还所借之粮，仓储盈满，恢复如初。朝廷派人前来追查之时，也无可指责。后转任齐州知州、西京留守司御史、河中知州。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左右，再次出任庆州知州。元祐元年（1086），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朝中保守派、主和派得势，范纯仁被召回京，数天之内，先授吏部尚书，又改枢密院同知。元祐三年，升任尚书省右仆射兼内阁中书侍郎。元祐八年（1093），宣仁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用改革派、主战派的章惇为相，朝中保守派形势逆转，范纯仁被列入“元祐党籍”被贬官，以观文殿大学士、右正议大夫出知颍昌府，再转任太原、河南诸府州，有职无权的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永州赋闲。数十年宦海沉浮，势若漂萍。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初二卒于家中，享年七十五岁。徽宗诏赐白金三十两，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并御书碑额“世济忠直之碑”。
　　三子纯礼，字彝叟，承父之荫出仕，宦历颇丰，先后任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三司盐铁判官、遂州知州、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元祐初入京，历任吏部郎中、吏部左侍郎、太常少卿、刑部侍郎、刑科进给事中、天章阁待制、枢密院都承旨等职。徽宗继位后，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累官至礼部尚书、尚书省右丞相。崇宁五年（1106）卒，享年七十六岁。
　　史家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在其四子中，纯粹在其父、其兄纯仁之后，相继出任庆州，又两度出知延州，驰骋延州、庆州建功立业，功勋卓著。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