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1月11日
宋·丹州军事推官杰出教育家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祖籍安定郡（今甘肃泾川县北），世称安定先生。其祖父胡修曾在泰州为官，遂举家由安定南迁泰州。北宋淳化四年（993），胡瑗生于泰州。他自幼聪明好学，通晓五经。成年以后，不忘祖籍，桑梓情挚，自号安定。二十岁左右，胡瑗北上泰山求学。传说他读书专心致志，见到家书，如有平安二字，即不展读，便投于山涧。十年苦读，终成饱学之士。数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游览泰山，见到胡瑗苦读处，曾题诗“投来尺素见平安，投涧传称人所难”，盛赞胡瑗当年在泰山专心攻读的求学精神。
胡瑗三十岁左右学成南归，在苏州经武祠设馆讲学授徒，名声大振，受到苏州知事范仲淹的敬重。景祐二年（1035），被聘为州学教授，并将两个儿子纯祐、纯仁送到安定先生门下学习。次年，他又推荐先生到京城开封为朝廷“更定雅乐”，撰写了《景祐乐府奏议》，并应诏为仁宗皇帝讲释《周易》，受到称赞。
北宋康定元年（1040），西夏不断侵扰，西北军事形势吃紧，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任延州知州，主持延、庆防务。当年，四十八岁的胡瑗应范仲淹之聘，以校书郎之资出任丹州军事推官，参与幕府军事策划。在任期间，他撰写了《武学规矩》，倡议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敌，同时还推广自己创立的教学方法，设馆授徒。“（胡）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延州学子慕名争相而来，先生对条件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随其贤愚而训之”，培养了大一批优秀人才。学子们也以师父为荣耀，“见知者为安定弟子”。
胡瑗先生与关中大儒张载在延州任职不足两年，推行新的教学之法，传播儒家“关学”精要，此后延绥学风大振，人才辈出，对陕北的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庆历二年（1042）秋，胡瑗应湖州（治所在今江苏吴兴）太守膝宗谅之聘，主持湖州州学。此时，先生已年过半百，但他的教育生涯却从此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在总结自己数十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当时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大胆改革创新，形成了在我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苏湖教学法”。其精义在于明确提出教育必须“明体达用”，经实并重，实行“经义”和“治事”分斋教学。所谓“明体”，指以《六经》为体，阐明经书中的圣人之道；所谓“达用”，则指依据经书中的圣人之道以治事。先生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学校。”根据他的教学思想，在学校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署，分斋教学。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历算等科，使学生既能领略圣人经典的义理，又能学到经世致用的实际本领。他严立学规，以身垂范，常率学生亲历山川形胜，“从其游者常数百人”；还重视文娱、体育教育，要求学生开展习射、投壶等文体活动。这种分斋教学法，当时为“湖学”所独有，在全国影响很大。庆历四年（1044），朝廷在都城建立太学，曾派专人到湖州取先生教学之法，根据其教学经验，编成《学政条约》，朝廷颁旨“太学令”，在全国推广，使“苏湖教学法”在全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约在皇祐元年（1049），朝廷召胡瑗到京城太学主持教务，先后为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国子监值讲、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学、管勾太学、太常博士等职，一时名重朝野。嘉祐四年（1059），先生因年老多病，转赴杭州太子任所休养。他离京时，送行的队伍“百里不绝”，足见其名望之重。不久病殁于杭州，享年六十七岁。
胡瑗先生毕生从教，授徒何止万千，其中许多都成为朝廷枢要，国之栋梁。北宋名臣莫君陈、吴孜、孙觉、刘蠡、周之道等都是胡瑗的学生。宋代的两位宰相，对先生的教育成就大加赞誉。欧阳修有诗赞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诰诰弟子皆贤才”“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者明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其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王安石也赞曰：“先取先生作栋梁，以次收拾桷与榱。”胡瑗生前身后，备受历代推崇，宋神宗称之为“真先生”，范仲淹誉之为“孔门衣钵，苏湖领袖”，司马光颂之为“苏湖之教，造术有术”，王安石尊之为“天下豪杰魁”，苏轼推之为“章为万世程”，米芾赞之为“宽厚纯诚，躬行力践”，文天祥敬之为“一代瞻仰，百世钦崇”。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胡瑗的学生、湖州知事孙觉奏请为先生立祠，宋神宗下诏准奏。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在先生逝世一百五十九年后，宋宁宗赵扩又赐胡瑗谥号“文昭”。直到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朝廷还明令将胡瑗“从祀孔庙”，称“先儒胡子”，与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朱熹等先贤的牌位并列。嘉靖十七年（1538），经监察御史杨瞻倡议，又在安定书院内建祠专祀胡瑗，立宋胡先生讲学故址碑和安定祠碑，后因兵火战乱，书院时兴时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在书院兴办泰州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于原址建泰州中学。
胡瑗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计有《易传》《论语说》《尚书会解》《洪港口义》《武学规矩》等百余卷和不少诗作，但大多散佚，其鼎鼎大名之“苏湖教学法”至今仍为人称道。他的名字如黄钟大吕，在历史上回响了千余年之久。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
胡瑗三十岁左右学成南归，在苏州经武祠设馆讲学授徒，名声大振，受到苏州知事范仲淹的敬重。景祐二年（1035），被聘为州学教授，并将两个儿子纯祐、纯仁送到安定先生门下学习。次年，他又推荐先生到京城开封为朝廷“更定雅乐”，撰写了《景祐乐府奏议》，并应诏为仁宗皇帝讲释《周易》，受到称赞。
北宋康定元年（1040），西夏不断侵扰，西北军事形势吃紧，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任延州知州，主持延、庆防务。当年，四十八岁的胡瑗应范仲淹之聘，以校书郎之资出任丹州军事推官，参与幕府军事策划。在任期间，他撰写了《武学规矩》，倡议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敌，同时还推广自己创立的教学方法，设馆授徒。“（胡）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延州学子慕名争相而来，先生对条件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随其贤愚而训之”，培养了大一批优秀人才。学子们也以师父为荣耀，“见知者为安定弟子”。
胡瑗先生与关中大儒张载在延州任职不足两年，推行新的教学之法，传播儒家“关学”精要，此后延绥学风大振，人才辈出，对陕北的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庆历二年（1042）秋，胡瑗应湖州（治所在今江苏吴兴）太守膝宗谅之聘，主持湖州州学。此时，先生已年过半百，但他的教育生涯却从此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在总结自己数十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当时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大胆改革创新，形成了在我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苏湖教学法”。其精义在于明确提出教育必须“明体达用”，经实并重，实行“经义”和“治事”分斋教学。所谓“明体”，指以《六经》为体，阐明经书中的圣人之道；所谓“达用”，则指依据经书中的圣人之道以治事。先生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学校。”根据他的教学思想，在学校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署，分斋教学。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历算等科，使学生既能领略圣人经典的义理，又能学到经世致用的实际本领。他严立学规，以身垂范，常率学生亲历山川形胜，“从其游者常数百人”；还重视文娱、体育教育，要求学生开展习射、投壶等文体活动。这种分斋教学法，当时为“湖学”所独有，在全国影响很大。庆历四年（1044），朝廷在都城建立太学，曾派专人到湖州取先生教学之法，根据其教学经验，编成《学政条约》，朝廷颁旨“太学令”，在全国推广，使“苏湖教学法”在全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约在皇祐元年（1049），朝廷召胡瑗到京城太学主持教务，先后为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国子监值讲、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学、管勾太学、太常博士等职，一时名重朝野。嘉祐四年（1059），先生因年老多病，转赴杭州太子任所休养。他离京时，送行的队伍“百里不绝”，足见其名望之重。不久病殁于杭州，享年六十七岁。
胡瑗先生毕生从教，授徒何止万千，其中许多都成为朝廷枢要，国之栋梁。北宋名臣莫君陈、吴孜、孙觉、刘蠡、周之道等都是胡瑗的学生。宋代的两位宰相，对先生的教育成就大加赞誉。欧阳修有诗赞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诰诰弟子皆贤才”“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者明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其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王安石也赞曰：“先取先生作栋梁，以次收拾桷与榱。”胡瑗生前身后，备受历代推崇，宋神宗称之为“真先生”，范仲淹誉之为“孔门衣钵，苏湖领袖”，司马光颂之为“苏湖之教，造术有术”，王安石尊之为“天下豪杰魁”，苏轼推之为“章为万世程”，米芾赞之为“宽厚纯诚，躬行力践”，文天祥敬之为“一代瞻仰，百世钦崇”。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胡瑗的学生、湖州知事孙觉奏请为先生立祠，宋神宗下诏准奏。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在先生逝世一百五十九年后，宋宁宗赵扩又赐胡瑗谥号“文昭”。直到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朝廷还明令将胡瑗“从祀孔庙”，称“先儒胡子”，与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朱熹等先贤的牌位并列。嘉靖十七年（1538），经监察御史杨瞻倡议，又在安定书院内建祠专祀胡瑗，立宋胡先生讲学故址碑和安定祠碑，后因兵火战乱，书院时兴时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在书院兴办泰州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于原址建泰州中学。
胡瑗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计有《易传》《论语说》《尚书会解》《洪港口义》《武学规矩》等百余卷和不少诗作，但大多散佚，其鼎鼎大名之“苏湖教学法”至今仍为人称道。他的名字如黄钟大吕，在历史上回响了千余年之久。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