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今子长）大普济禅院（今称钟山石窟）自北宋治平四年（1067）前后建立以来，经历代屡次修葺，以其规模之宏大、造像之精美，被列为陕北四大石窟之首。特别是元代至元十年至二十五年（1273—1288），安定县令刘珍邀安塞柏家岩寺高僧龙泉禅师为大普济禅院住持，历时十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与扩建，古刹面貌焕然一新，声名盛极一时。此虽禅师与众檀那施主之力，但县令刘珍的首倡推动之功亦不可埋没。
　　刘珍之名见于《安定县志》和至元二十五年《重修大普济禅院碑纪》，其生卒、出身与仕途履历不可详考。大约至元十年左右出任安定县令。“是时，即有安定县长官刘珍并众檀那等致疏礼请而言曰：‘县侧有村，村有精蓝，号曰普济，东观延水，北靠葭芦，南视岐莲，西临剑匣，中有万像，岩峦时有佛光示现，足可以窫（yà）居者哉’。”虔诚所至，龙泉禅师欣然应允。当时，普济禅寺历经西夏、蒙古联军与金军的战争浩劫，“殿堂灰烬，基址倾赢，瓦砾堆陵，垣墙腐塌，荆棘茂盛，草木葳蕤，僧行无迹，狐狸有踪”。面对这种破败景象，龙泉“公乃身心汹涌，意识清濡，所以纠集洪恽檀那，昼夜殷勤，兴心修葺”。经与会首洪恽和僧众百姓多方集资，历时十年，不但恢复寺院旧日景象，还创建了钟楼、鼓楼、藏经阁、庑殿、山门等。“经营十寒暑，而庑殿山门巍然并立，立钟鼓之礼，庋经之室，香积之厨，华灯幡幢，种种修饰，遂为陕西名刹。”此后，龙泉禅师长期住持大普济禅院，广授门徒，成为延绥一带僧侣师祖。其徒子徒孙遍布陕北，覆盖关中、晋北、豫西。普济寺也成为陕北地区佛教禅宗中心禅院，盛极一时。
　　龙泉禅师，俗姓李，金末元初时人。其先祖为党项族拓跋李氏支系，世代戍守延绥边塞，他“幼习儒学，长充武戟”，也曾为官为将。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3），曾随蒙古大军参加对南宋的战争，亲历战争的残酷杀戮而幡然悔悟，后脱离军伍，拜安塞县柏家岩寺韦公和尚为师，深悟禅机，深受师父赞赏。住持大普济禅院后，力图恢复，终成一番功业，遂刊石树碑，铭记首倡者刘珍与同僚以及百余名僧侣、檀那信士功德主姓名，是研究陕北佛教发展史的实物资料。
　　同时，碑铭不经意间还透漏了元代州县地方军政机构设置情况的翔实信息。文中题名的州县官员，除了太守、县令、县尹之外，还有实际掌控地方各级政权的达鲁花赤；僚属官吏有负责屯田狩猎事务的打捕鹰房提领；掌管缉捕匪盗的衙役头目捕盗官；负责茶场、钞务的两务提领；协助管理军户的诸军奥鲁；分理劝农的屯田次官；专职盐务的盐司提举，以及文吏、典吏、司吏、吏目、库使；管理陕西、山西流民的失散民户提领；管理战俘和私家奴隶的投下长官；领军万户所、千户所；分掌各种事务的管军弹压、征行弹压等；负责学馆的教职学录、教谕；还有州府县衙门六房的吏目。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官吏有乐人提控、医公管勾、匠人所大使；州县佛教系统僧官有路府一级的僧录司都僧录、县级的都纲司都纲以及寺院住持、监院、都维那。乡村里社组织乡官有乡长、里长、社长。如此等等，对研究元代地方各级政权机构设置和社会生活，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果相较，刘珍推动重振大普济禅寺之举，所产生的各方面附带价值，虽是他始料所不及，这正是我们说他功不可没之所由。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