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奇，字廷简，云阳（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人，进士出身，明弘治十四年至十七年（1501—1504）出任延安知府，“晋擢守兹土，以大样心胸，抱大样识见，开阔大样才华。士风不振也，聿新学校；保障不严也，整饬其城郭；流民失所也，招徕其安堵；民俗未淳也，申明其教令；军饷不充也，经划其苞粮；贸易不通也，创立其宏会。与夫释冤狱，去淫祀，恤孤独，百废庶政，迎刃即解”。勤政爱民，热衷文教，为明代延安知府中政绩最显者，嘉庆本《延安府志》有传。
　　王彦奇莅任之初，翻览前任知府李延寿续修编撰的弘治九年（496）本《延安府志》，觉得其用时数月仓促编成，不尽满意，遂在此基础上修订、增补，分列郡邑里至、建制沿革、郡名来由、形胜、风俗、山川、城池、土产、户口、公署、学校、宫室台榭、街坊镇市、驿站里铺、仓场、坛遗、关梁、寺观祠庙、古迹、陵墓、宦迹、人物（含科目、岁贡、恩例、恩封、孝节）、流寓、仙释、景致、诗文共二十八大项，承载了丰富的地方人文信息，全面反映了明代延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态
　　势，“远定以稽事类文物之原，近足以破文献不足之叹，上足以资观风者之所采”，于弘治十七年（1504）编定，付梓刊印，是明代存世内容最为完备的一部地方志，其编撰体例和篇目设置，也多为后世修志者所宗法。
　　为了方便延河两岸百姓出行，弘治十六年（1503）春动工，弘治十七年（1504），耗时一年半，王彦奇在府城东门外主持修建了一座二十四孔的石桥，命名为永济桥。时任翰林侍讲学士马廷用（四川云阳人）所撰《王公永济桥》摩崖碑记，残存于清凉山之麓石崖之上，今已风化残甚，不可通读，全文见录于明弘治本《延安府志》，文中略述修桥之举：“大务虽举。其所独急者莫切于水患。于是出谋发虑，上不费于公币，下不病于里闬，捐俸于己，鞭石于山，鬻木铁于市，白方区处凛乎至。公乃择属董工役，以构其桥。”“厥桥也，分为二十有四空（孔），每空（孔）砌以方长大石，铸铁为锭而辖桥也，根底深固，任水势之震荡而竟莫能动其关也。七尺有许其高也，一丈有余横施栈道于其上，凡徒舆负载、公家运输，往来络绎如履平地无复旧日之患。公之功一何伟也。肇造于癸亥之春，落成于甲子之夏。其费省，其工速，规模砻密，屹然万代之不磨也。回视垒石浮木者，其久暂何如哉！余与公同乡，喜闻斯桥之成，人人德之，因请者迫疆（强），此以识岁月。”这座桥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洪水冲垮，一直使用了近百年。
　　弘治末年，官军驻扎在延安，经常向百姓索要钱粮财物，百姓不堪其扰，王彦奇发现后下令严加禁止，惩治不法之徒，民赖以安。当时正值年馑，延安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王彦奇打开粮仓发放库粮十万石，并拨出库银三万两救灾，还奏请朝廷免了当年的赋税，使大批受灾群众得以渡过灾荒。
　　王彦奇主政延安期间，蒙古鞑靼大举南下进扰。他继续修葺完善明成化八年至十年（1472—1474）余子俊修筑的延绥长城防线，于沿边墩台间隙筑墙建堡，又在界堡之间险要之处堑山为崖，其高若城。每二三里则为敌台，崖寨连毗不绝。在中空之处夯筑短墙，横一竖二，状如偃月，作为侦察敌情、射箭阻敌之所。自府谷清水营至宁夏花马池筑堡一百有二，岩寨八百有余，小墩七十座，大边墩十五座，军械兵器无不具备。还设立武学，培养军中子弟之俊秀者。又在内边空旷之地屯田，每年收获粮食数万石供军民之需。
　　王彦奇任延安知府期间，尤其重视教育，培养儒学士子，延安一时人才辈出。莅任之初，首先修葺扩建延安府学，弘治十七年（1504）又重建范仲淹创建的嘉岭书院。正德七年（1512），倡导建立以幼童教化为主的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又兴学校，作人才，正风俗，广储蓄，释冤滞，恤孤独，建桥梁，治水患，通商贾，弥盗贼，文章政事，名盛一时”，晋升为陕西布政司参政。由于延安民众一再挽留，仍知府事，直至正德十年（1515）离任，前后达十五年之久。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