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谈代表潘汉年(左)、何长工

　　何长工
　　说起和粤军陈济棠的统一战线，这事由来已久。早在我们这次去寻邬和他们的代表谈判之前，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同陈方有过接触。陈济棠曾派人找过我们红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属，一要他向周恩来传话。那时他主要是想同我们通商做买卖，在筠门岭我们失守之后，为互不侵犯，为和谈作出积极响应，创造条件，于1934年5月26日，我们红军中革军委就与陈济棠谈判让出红军西进转移的道路等问题，给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发出了通知电。在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委加紧同陈搞统战工作的真正意图，在我们去同陈的代表谈判，尤其在长征开始后，才明白了让出西进道路的奥妙，是为我们党及红军找出路。
　　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因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从大局出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时刻关心着战局。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1934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紧张之际，他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曾对当时的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和我作过指示。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的内部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又说，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为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消除赤白对立，促进陈济棠和我们谈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昌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就在毛泽东同志从会昌回瑞金后不久，他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就实现了。
　　1934年，大概是秋天，陈济棠派来了姓李的代表，此人系黄埔学生，来到我们中央苏区，要求和我们谈判。因我是南线红军的负责人之一，并提议由我担任我方军事全权代表、之前军委主席朱德即致信陈济棠，首先申述民族主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信中说：“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在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陈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它对协定具体提出了如下几条。这就是：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在赣州沿干河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邬、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近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
　　四、真正切实实际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各项准备工作。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得当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
　　1934年九、十月间，忽接周恩来同志的通知，要我急去瑞金有要事相商。于是我迎着朝霞，策马扬鞭，急驰在绵水河畔的崎岖道路上。抵目的地后，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南大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公开职务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到陈管区寻邬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7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1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周恩来同志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我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我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在场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于是，我们带着朱德同志署名的一封介绍信上路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邬与贵方代表幻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 棋
朱德 手启
十月五日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