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金红军大学
　　萧劲光
　　长征之前的八个多月，我一直是在红军大学度过的。在“左”倾冒险主义者还占据着中央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安排我再去做什么领导工作。有机会为培养红军的军政干部，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我也别无他求，安下心来当教员了。
　　红军大学设在距离瑞金城十多里的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山坡上一片茂密的松林。据说原先那一带荒无人烟，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起了一排排茅草屋。虽然简陋，比起在露天上课、生活，要好得多了。
　　学校生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从指导思想到教学方法，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编写，很多都是仿效、参考苏联红军学校的一套。当时红大校长是张宗逊，随后由何长工继任。全校分为四个科：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上级指挥科、上级参谋科。学员约三四百人，都是从各部队调来的军政领导干部。高级指挥科主要训练师长、政委和军区司令员、政委，其他科训练的是营、团以上领导干部。每期大约学习四个月，一期结束后，学员分回前方，又调来第二批。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常识、党的历史、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参谋业务，等等。
　　红大的教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兼职教员，多是中央和总政治部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如瞿秋白同志讲过中国革命问题，总政组织部长李弼庭讲过中共党史，宣传部长徐梦秋讲过马列主义常识，李德也多次来讲过战术课。另一类是专职教员，有宋时轮、周士第、苏进、冯达飞、何涤宙等。我也属于这一类，主要讲政治工作课，有时也讲战术课。开始我和周士第等同志分配在训练部任专职教员。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政治科科长，既要做行政领导工作，又要继续教课，每天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由于自己身处逆境，对全国，特别是对中央苏区周围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不但非常关心，还特别敏感。我已被开除党籍，中央对形势怎样分析，采取什么对策，一般是听不到传达的，有时领导上还有意对我实行“保密”。但由于不少同志对我蒙冤受屈表示同情，特别是对苏区某些报刊宣传中不择手段地丑化、谩骂我，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表示反感，加上我办事、讲课都比较认真，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不把我当外人看待。这样，我也就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不少情况。
　　比如，就在我受审查和服刑期间，也就是1933年的11月下旬，至1934年1月底，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卖国投降和排除异己的政策，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蒋介石慌忙抽调大量兵力，进攻第十九路军。这本来是我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但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不去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而是继续叫喊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揭露”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所谓“欺骗性”，让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在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完全失败。同时也使得我军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招致最后不得不完全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严重恶果。对于这件事，我刚到红大时，也曾隐隐约约地听人议论过。后来，周士第向我讲了他的亲身见闻，我才了解到这次事变的详细情况。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