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1541），字廷珍，号北郭，洛川人。其高祖曾为四川按察司副使，“避兵逆占籍洛川”，世居旧县镇上桐地村已逾四世。其父刘江，曾任河北易州（今易县）学官。少年时期，刘琦随父在易州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业出众，“易州曰贤郎，应试愈出愈奇”。连先生也感叹说：“吾不能为若师矣。”正德七年（1512），刘琦高中进士，先后任观户部政、户部行人司行人、兵科给事中，专司纠察进谏之职。他生性耿直，疾恶如仇，为官清廉，执法严明，被誉为“皇明忠谏”。
　　刘琦步入仕途不久，即被皇帝选为观户部政。有一次，他奉命押解年例贡银巨万，到达目的地后开原封审验，分文不差，连怀疑他的官员也感到惭愧。不久，任行人司行人。这是一个掌管奉节、奉使之事的官职，凡颁诏、册封、抚谕、征聘等事，地位虽低而名望很高，初考中的进士皆以任此职为荣。嘉靖四年（1525），刘琦又升为兵科给事中。官居六品，专职稽察兵部之责。给事中衙署设在午门外东西朝房，朝臣章奏必经其手方可上达皇帝，位卑而权重。嘉靖皇帝初登帝位时，想实行新政有所作为，刘琦适时上奏整肃朝政、抑制豪强、抚恤人民、发展生产等六策，皇帝欣然采纳。当时，锦衣卫中多豪强不法之徒。刘琦对其横行枉法者毫不留情，上疏治罪。有名腾卫者与内侍勾结，冒领官银，中饱私囊。刘琦明察暗访后掌握充分罪证，把与案情相关者数十人按律治罪。他几次给皇帝上疏，提出“亲贤臣，远佞臣”，并奏“峻宫墙之禁，严宿卫之辅”的建议，将那些平日横行不法的朝臣和百姓敢怒不敢言的四十余名权奸恶吏逮捕治罪，一时京邑为之肃然。他又奉命清军，严格监督五城及诸卫司，要求不得匿情不报，对假冒军籍侵吞军饷者一律查明严办。点视马场时，他见马匹皆羸弱疲惫，经查明是当权者私吞费用。更有甚者，河南布政司与军方都指挥使司相通为奸，以劣马换优马谋取私利。凡此种种不法之事，刘琦都查明问罪，贪污舞弊官员免职丢官，卫司皆称颂“刘给事真有神目”。当时京中大饥，乞丐劫夺，京师社会治安混乱，刘琦奏请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被差派发放冬衣花布、开棚舍饭。为杜绝克扣侵吞之弊，他每日去卫衙亲自监督，虽遇风雪也不间断，使得饥民得救，劫盗渐息。几年来，他上疏条举三十余事，事事皆切中时弊，皇帝诏令有关科司执行。凡遇举试袭荫取才之事，朝臣同僚中多有人打通关节，以求关照宽待，刘琦得知，一一弹劾，虽触怒不少勋戚权贵也在所不惜。“大礼议”之争以后，不少官员因谏请被革职惩办，刘琦也不怕触怒圣颜，奏请皇帝爱惜人才，恤抚群臣，小过者赦免其咎，不予深究。嘉靖六年（1527），发生了轰动朝野的“李福达之狱”事件，刘琦也被卷入这一政治旋涡，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李福达，山西崞县（今原平）人，世代传播白莲教。正德初，在原籍发动白莲教起义，被逮捕充军到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不久，他乘机逃脱来到洛川旧县一带，化名李午，继续传播白莲教，借以组织民众。正德七年（1512），李午与邵进禄在洛川发动白莲教起义，一度攻占洛川、中部、鄜州，并以黄龙山为根据地，谋图向关中发展。起义失败后，邵进禄被杀，李福达侥幸逃脱，又化名张寅，隐迹山西徐沟（今清徐）县，还花钱粟捐了太原卫指挥之职，并以“黄白术”往来朝中权臣武定侯郭勋，取得郭勋信任。嘉靖六年（1527），李福达回原籍，被仇家认出告发。他坚不承认自己是李福达，又请求郭勋为自己辩白。朝中以山西巡抚马禄为首的一派官员认定张寅即李福达，借以扳倒奸佞权臣郭勋。郭勋向皇帝哭诉，自己在“大礼议”中支持了皇帝，而为反对派所诬陷。嘉靖皇帝听信了郭勋的诡辩，把马禄等大小四十九名官员革职问罪，罢官流放。刘琦与李福达、邵进禄同乡，自然明白李福达的真面目，也指证张寅即李福达。郭勋一党得胜后，刘琦也被列入马禄一党。加之他平时直言敢谏，得罪了嘉靖皇帝和一些朝中权贵，因此遭到报复，被革职发配至辽东卫充军。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