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在辽十年，讲学不辍，辽东髦士，咸而就学”。他留心辽东边事，撰有《辽东志》一卷问世。嘉靖皇帝体谅其用心，曾说：“刘琦者，是尝进谠之言也。”（谠言，指正直之言）嘉靖十六年（1537），因东宫太子之立朝廷大赦天下，刘琦获赦返回故里为民。他与乡民和睦相处，乐善好施，为贫寒致死无力掩埋者周济棺木四十余具，乡里感恩戴德。归家五年后因痰疾发作而辞世。
　　刘琦去世二十四年后，嘉靖皇帝死于水银中毒，太子继承皇位，是为隆庆皇帝。隆庆元年（1567），隆庆皇帝采纳朝中大臣请求，为在“李福达狱”事件中蒙受冤枉的四十九名官员平反昭雪，刘琦也被追赠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之职。圣旨云：“朝有诤臣则精明之治斯起，国有恤 典则正直之气斯伸。……故原任兵科给事中刘琦，资本天植，忠出性成。……声誉早腾于士路。……时大狱以抗疏，遂获而从戌。谏章风严，忠肝而显。今英魂烟渺，朕特诏以追褒节曾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赐之诰命，聿表坚贞之节”云云。地方官乃遵诏旨，以五品衔重新厚葬。
　　刘琦后裔也人才辈出。长子刘受，曾任蓬州知州，次子刘爱，曾任遂平知县，皆有政声。其曾孙刘綋，一作纮，乡人呼之为“刘解元”，在洛川最负盛名。
　　刘纮，字秉三，其父刘梦笔，字文华，贡生出身，英年早逝。刘纮幼年失怙，由母亲教养成人，颖敏卓群，工于诗词歌赋与时艺八股文，成一家之言。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乡试第一名而被后人称为“刘解元”，顺治六年（1649）再应己丑科会试，高中第八十四名贡士、殿试三甲九十六名进士，不久授官河南遂平知县。任满，徙任湖北松滋县。居官数十年，官声颇佳。
　　松滋地处巫山、武陵山脉向江汉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说，地瘠民贫，匪盗出没，素来难治。刘纮莅任后，训练兵丁乡勇，对以姚黄、缠头为首的两股巨匪大举围剿，松滋及其石门、沣县等周边地区社会治安秩序逐渐安定，流亡百姓得以安居，感激涕零。纵贯松滋、沣县的马峪河（亦松滋河），为长江分流入洞庭湖的“四口”之一，每逢特大洪水，经常溃口，为害两岸百姓。刘纮首先筑堤加固松滋河口大堤，又联合流域内两岸民众修筑沿河岸堤，“不分畛域，昼夜督率，三月竣工，省费巨万。七县三卫利赖无穷”。离任之时，卫屯、耆老、百姓人等“相率流涕”。地方绅士武起宗为之撰写《循良纪略》树立官署。
　　顺治十四年（1657），擢任正五品江南海防同知，担负江阴一线海域的海运、水利、驿传、巡缉私盐等职责，再迁兵部员外郎。顺治十七年（1660），充任云南乡试主考官，“破格取材，所得皆知名士”。回京迁升户部郎中，后外任镇江知府，官至长芦盐运使。
　　长芦盐运使，直属户部，驻地长芦镇（今沧州市），主要管理河北、天津沿海地区海盐产销、运输、盐税等事务，官秩从三品。年老致仕归乡，兴利除弊，造福乡梓。当时地方官员虚报田亩，纳粮高于应负担赋税数倍，刘曾任职户部，深知其中之弊，遂彻底查清呈报朝廷，乡人感其德。殁后，入祀名宦祠、乡贤祠。
　　刘纮胞侄刘生韵，习儒业不拘泥八股之文，博览诸子百家，文章效法韩愈、柳宗元，与刘纮齐名。他通读“二十四史”，喜论古今兴败之由，滔滔不绝，令听者忘记疲倦。曾与其叔刘纮共辑邑中历史文献以为修志之用。顺治本《洛川县志》编撰两人之力居多。见识与文采声闻关中，名噪艺林。顺治五年（1648）戊子科乡试举人，卒于赴任途中，终与仕途无缘。名列顺治《洛川县志·学业》、嘉庆《洛川县志·学艺》。刘之子刘生兰，聪颖好学，为秀才中的佼佼者，被选拔为两三年一选的岁贡生，保送到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也充州县学正、教谕之类的学官。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