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领导在湖南澧县的合影。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王震（坐地者）
　　
　　甘溪战斗不利，我们被迫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旋行动，地形、敌情、社会情况和供应等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桂、黔敌24个团的重围之中，我军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很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中央代表任弼时害疟疾，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52团是湘鄂赣久经战斗的部队，在行军中为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惨遭损失，18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
　　我当时已意识到战略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我除了与任弼时、王震等一起注意全军行动方向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弼时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问我：“怎么样？”我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
　　一天下午，我们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我东去之路。这样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口我们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而过。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二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早已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黄昏后北面也打响了。这时，我军除警戒部队外，陆续东去下到夹沟。我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绝大部分过去了，我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我曾写了一首《红日东升》的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封锁重重往复返，满腔热血九回旋。
　　通宵苦战见红日，百战老兵为一叹。
　　从此，六军团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同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相距日近了。
　　这次行动历时80多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这时期，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军战略方向要对头，战术上也要搞好。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员，在考虑与决定战略方针时，就得考虑为完成战略目的的战术问题，如行军、作战、宿营、警戒等。中国古代兵书多讲过此类问题，历史上的淝水之战，东晋之谢安如果没有刘牢之部渡淝水后的奋勇攻击，打开突破口，晋军就不可能全面展开，也就无法击溃苻坚的大军。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军北伐采取长驱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如没有前线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胜利，就不可能进至武汉。我们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不仅没有战略优势，战术上也很少优势，要取得主动，关键在于寻找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敌人在分进合击，分路围攻，我们就可以找到局部的优势，以自己的猛勇果敢的动作，战胜敌人。进攻中是这样，退却打败仗时也要这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如在贵州东部，敌人是大优势，但当时在石阡至镇远大道六十余公里的地段，并非优势，何况我们又是突然来到的呢！
　　我们总是希望打胜仗，大胜最好，小胜也是好的。我们没有兵工厂，缴一支枪，一袋子弹，就能激励士气。我总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勇敢冲锋”。这句口号是第一次反“围剿”早晚点名的第一句口号，很能振奋军心。我对部队的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卫与敌遭遇，立即冲锋。打死打伤几个敌人，就可以弄清敌情。即便战略不利，战术上只要不输，就可以鼓舞和保持士气。永安关之战，击溃敌两团，歼其半团，对制止湘敌的战略追击有很大作用。甘溪之战，被敌压到西面，使我在贵阳以东，乌江以南，清水江之北地区，陷于严重的危机，经过十余天的回旋作战，既会打，又会走，达到战略目的。
　　回忆西征以来的战斗，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我年壮气盛，耳聪目明，手脚敏捷，图囊、望远镜从不离身，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打仗无论胜败，都有直接责任。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