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5月13日
先遣西征（六）
对于中央复电，两军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军委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为此，10月28日，我们又以夏、贺、关、任、萧、王的名义再次电告军委，“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两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我们的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复，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逼着我们还是集中行动了。因此，当时既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称原番号，也没有统一领导机构，只是在行动中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统一领导。组织机构和人员作了一些调整，红三军番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我和王震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另决定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为进一步加强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将原六军团政治部、保卫部改为二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六军团新成立政治部，还先后从六军团抽调一百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任师和团的政委及其他工作。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欢欣鼓舞。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八千健儿，挥龙东向”，发动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然而，军委10月29日复电夏、贺、关、任、萧、王，重申既定方针；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仍保持两个军团组织，两军团均接受军委指挥；六军团可暂住苏区休息，改编后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二军团则应背靠乌江，钳制印、秀之敌，向敌积极行动。要两军团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湖南大发展。
直到1934年11月13日，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两军团在同一地区行动。11月16日，中央书记处给二、六军团来电，对建立根据地、肃反工作，特别是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作了指示。决定成立以任弼时同志为书记，夏、贺、关、萧、王为委员的湘川黔边省委（即湘鄂川黔省委）。军事上，两军团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二、六军团名义，贺任、萧王分别为二、六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贺龙、任弼时分别兼任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11月下旬，军委电报：“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流域，主力应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派出得力的游击队活动……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军委同意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从军委决策人（主要是博古、李德）主观方面讲，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转移的基本方针是进入湘西，会合先遣队红六军团和在湘鄂边活动的红三军（即二军团）建立根据地。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李德后来回忆说，他们听说二军团巩固了湘鄂川交界处的根据地，觉得这块三角地区位于长江附近，是中国内地几个最发达省份交界点，战略位置重要，可以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很好的立足点。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博古也认为只有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才能打仗。正是出于这个战略意图，他们要求红六军团尽快进入湘西，为中央红军的到达和创建新根据地做好准备。
但是，红六军团深入敌后，引起敌人警觉，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明中央红军将转移到湘西的战略意图，便调兵遣将，部署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张网以待。这时，军委对于红六军团的实力又估计过高，过多地给予红六军团钳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任务。也有不少不适合于游击战、运动战的硬性指令与批评，如要求红六军团这支转战千里的3000疲惫之师，继续去完成打击强大的湘敌和深入没有群众基础地区的先遣任务，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对红二军团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当时，红二军团已停止肃反，但已受到严重的伤害，元气大伤，正处于逐渐恢复党团组织和创建新苏区中，军委却要他们以黔东为依托，钳制黔敌，也是不切实际的。军委对湘西地区及敌方情况掌握很少，而又作过多的具体指导，很不利于下级的灵活机动。
两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领导下的两军团首长对军委不切实际的指示提出了建议，并在向军委申述意见的同时，从实际出发，见机行动。不久，取得了十万坪的胜利，攻占大庸。之后，继续执行军委南下的指示，逼近沅陵，从而调动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同时也为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下级党组织有理有据地向上级提出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建议与行动，实际上是对“左”的领导一次有力抵制。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巩固和发展了两个军团的有生力量，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使这两支部队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我对于“左”倾领导的中央产生了怀疑。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我们的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复，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逼着我们还是集中行动了。因此，当时既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称原番号，也没有统一领导机构，只是在行动中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统一领导。组织机构和人员作了一些调整，红三军番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我和王震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另决定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为进一步加强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将原六军团政治部、保卫部改为二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六军团新成立政治部，还先后从六军团抽调一百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任师和团的政委及其他工作。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欢欣鼓舞。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八千健儿，挥龙东向”，发动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然而，军委10月29日复电夏、贺、关、任、萧、王，重申既定方针；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仍保持两个军团组织，两军团均接受军委指挥；六军团可暂住苏区休息，改编后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二军团则应背靠乌江，钳制印、秀之敌，向敌积极行动。要两军团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湖南大发展。
直到1934年11月13日，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两军团在同一地区行动。11月16日，中央书记处给二、六军团来电，对建立根据地、肃反工作，特别是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作了指示。决定成立以任弼时同志为书记，夏、贺、关、萧、王为委员的湘川黔边省委（即湘鄂川黔省委）。军事上，两军团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二、六军团名义，贺任、萧王分别为二、六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贺龙、任弼时分别兼任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11月下旬，军委电报：“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流域，主力应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派出得力的游击队活动……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军委同意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从军委决策人（主要是博古、李德）主观方面讲，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转移的基本方针是进入湘西，会合先遣队红六军团和在湘鄂边活动的红三军（即二军团）建立根据地。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李德后来回忆说，他们听说二军团巩固了湘鄂川交界处的根据地，觉得这块三角地区位于长江附近，是中国内地几个最发达省份交界点，战略位置重要，可以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很好的立足点。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博古也认为只有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才能打仗。正是出于这个战略意图，他们要求红六军团尽快进入湘西，为中央红军的到达和创建新根据地做好准备。
但是，红六军团深入敌后，引起敌人警觉，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明中央红军将转移到湘西的战略意图，便调兵遣将，部署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张网以待。这时，军委对于红六军团的实力又估计过高，过多地给予红六军团钳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任务。也有不少不适合于游击战、运动战的硬性指令与批评，如要求红六军团这支转战千里的3000疲惫之师，继续去完成打击强大的湘敌和深入没有群众基础地区的先遣任务，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对红二军团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当时，红二军团已停止肃反，但已受到严重的伤害，元气大伤，正处于逐渐恢复党团组织和创建新苏区中，军委却要他们以黔东为依托，钳制黔敌，也是不切实际的。军委对湘西地区及敌方情况掌握很少，而又作过多的具体指导，很不利于下级的灵活机动。
两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领导下的两军团首长对军委不切实际的指示提出了建议，并在向军委申述意见的同时，从实际出发，见机行动。不久，取得了十万坪的胜利，攻占大庸。之后，继续执行军委南下的指示，逼近沅陵，从而调动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同时也为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下级党组织有理有据地向上级提出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建议与行动，实际上是对“左”的领导一次有力抵制。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巩固和发展了两个军团的有生力量，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使这两支部队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我对于“左”倾领导的中央产生了怀疑。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