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部分负责同志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警尘、常黎夫。
    ● 曹力如
    ● 曹力如就读的榆林中学
    ● 1944年延属分区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右一为曹力如）

　　曹林鹏
　  ●关注
　 祖父曹力如，仙逝已半个多世纪。已过知命之年的我，五十多年来最大的憾事，便是未能目睹祖父的容貌，聆听祖父的教诲。欣慰和自豪的是，祖父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短暂而充满传奇的一生，不仅成为我们家族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火种。
　　在我懂事后，常听父母和周围的人讲祖父的故事，他的形象也在我心中从模糊变得清晰而高大。祖父与刘志丹将军既是同乡，也是同窗战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皖北特委秘书长、陕甘省委秘书长、志丹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秘书长、西北局副秘书长、陕北行署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榆林军管会主任等职，在赴新疆拟任省政府第一副主席途中，因车祸不幸去世，终年47岁。
　　上学和工作后，家中那幅祖父的遗像，以及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力如》一书，成为我们祖孙跨越时空交流的媒介。

　　艰苦求学
　　祖父1902年生于保安县（今志丹县）窎坪村（今吊坪村）一户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一直没有求学的机会。直到9岁那年去了金鼎山舅舅家做客，在那里才第一次见到了学堂。祖父站在学堂外，听着里面传出的琅琅读书声不肯挪步。先生的讲解声、学生的诵读声，紧紧地缠住了他求知的心，启动了他攀登书山的脚步。
　　自此，祖父便像着了魔一般，不停地恳求父母要去学堂读书识字。太爷爷、太奶奶架不住他的缠磨，也欣喜祖父的求知上进和对读书的执着，便将他送进了学堂。
　　金鼎山离家足有20里地，那时还没有寄宿一说，祖父不怕路远难走，每日上学劲头十足，风里来，雨里去，寒暑不惧，从未懒怠。先生和乡里乡亲都称赞他是个好苗子，夸他勤学好问，吃苦耐劳。
　　但好景不长。因为家境贫寒，供养困难，祖父只读了一年半书就辍学回家，开始放羊、帮工、种地，一干就是5年。繁重的农活并未磨去祖父求知的热情，他每晚找识字的叔父学习古诗文，并坚持练字。就这样，直到1916年，保安县开办了县学高小，且不收学费。太爷爷曹儒贤才将期盼继续读书学习的祖父送到了近百里远的永宁山上学。
　　从吊坪到永宁山，洛河阻隔，悬崖峭壁，群山环绕，树大林密，野兽出没，夏天几乎无路可走，只有冬天结冰了才可以顺着河床到校。祖父并未被崎岖的道路吓退，而是抓住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一心扑在学习上，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光荣毕业。
　　恰在这时，他的舅舅袁成章刚好从榆林回来。老舅舅在杨虎城部队任过连长，见多识广，告诉祖父榆林中学办得好，如果能在那里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祖父欣喜万分，可转念一想，又为学费而犹豫不决。老舅舅见状，表示愿意出钱资助外甥深造。祖父喜出望外，又马上找到刘志丹、赵耀先、王子宜等几个志向远大的高小同学，希望能一起报考心中向往的榆林中学。但是刘志丹的父亲却舍不得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求学，希望子承父业。在送别时，刘志丹安慰难过的同学，说：“你们四人有幸成为我县第一批外出求学的青年，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先走一步吧，我多则一年，少则半载，非去不可的！”
　　1920年7月，祖父和赵耀先、王子宜等4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同学，经过七八天的长途跋涉，步行600多里路终于来到了榆林城。
　　1921年春，祖父进入榆林中学戊班读书，暑期放假回家后，便立即跑到百里外的楼子沟，向刘志丹介绍榆林中学的教学和师资情况，两人还一同给刘志丹的父亲做工作。刘培基老先生看到祖父离家读书半年时间，谈吐见识均非昔日可比，人又安然无恙，终于打消了顾虑。就这样，抱负远大的刘志丹得以第二年考入榆林中学。
　　祖父聪慧好学，思想进步，成绩优异，深受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赏识和关怀。在帮助魏老师整理《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译稿的过程中，祖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经常在校报上发表讽刺军阀和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他和刘志丹等同学成立学生会，组织学生罢课，成为先进青年的代表人物，被榆林军阀井岳秀污蔑为“八大罪魁”之一。榆林求学的这段经历开启了他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历程。
　　1924年，祖父从榆林中学毕业，非常想报考民主、自由、革命精神氛围最浓厚的北京大学，却苦于无钱。正四处筹措路费时，适逢国民军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给井岳秀发来电报，要求在榆中保送1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当时最前沿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校长杜斌丞趁机把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祖父推荐，才得以考入北平无线电讲习所继续学习。在北京，祖父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技术，接受革命思想，阅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文章和《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1926年，祖父在无线电讲习所毕业后，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老师（共产党员）领导的政治队当秘书。在魏老师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考核下，祖父入了党。并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革命书籍，提高了革命自觉性，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力助志丹
　　大革命失败后，祖父和刘志丹回到保安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建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通过县长崔焕九老师，刘志丹当上了教育局督学，祖父为高小校长。1929年5月，祖父和刘志丹、谢子长、王子宜等秘密开会，决定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领导权。通过发动学生投票，开展兵运活动，刘志丹当选为县民团团总，祖父当选为副团总。刘志丹因兵运工作四处奔波，民团的担子全落在祖父肩上。他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反动的地方民团，改造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成为源源不断为刘志丹开展兵运输送人员和枪支弹药的后方山寨。
　　在开展兵运时，三道川发生兵变，刘志丹被张廷芝派的一个营追到永宁山，祖父智勇双全阻挡了营长蔺士殿的追捕，并布置9个岗哨，将前来搜查的蔺营长及马弁吓得心惊胆丧。受到祖父痛斥的蔺士殿没能搜到刘志丹，刘志丹逃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当晚，祖父用吊绳把刘志丹吊下山寨，找熟人借骏马，连夜脱险奔往绥德，寻找陕北特委。
　　三道川兵变后，刘志丹只剩下两把短枪、一个“八印子”、两支长枪，进行革命活动十分困难。祖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手枪借给他，又从民团抽调10多个带枪的骨干，从警察局调来20多匹马，把藏的国民党军服、军旗交给刘志丹。自己每天挂个空枪套，塞点红绸子应付，团丁则用绑着红布的假长枪进行训练，以备应付检查。
　　祖父与刘志丹、王子宜等人共同商议后，决定奇袭陇东太白镇民团，以此创建工农武装。太白缴枪战斗中，歼敌10余人，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60多支，骡马40多匹，震动陕甘边界。从此组建起了一支150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太白、南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为创建陕甘边苏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狱中烈火
　　1931年8月，祖父为刘志丹买武器的秘密信件被国民党查获，他和王子宜、刘兆庆、赵耀先、曹继之等被捕入狱。
　　为逼问祖父与刘志丹的关系，国民党对他施以灌辣椒水、棍棒击手、上“老虎凳”等酷刑。他的手指被打得只剩皮肉相连，双腿也被压折，却始终守口如瓶。
　　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特务把祖父押往刑场，以“不说就枪毙你”相威胁。站在刑场上，祖父环视周围哈哈大笑，冷眼看着特务，轻蔑地说：“你们把我枪毙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历经多番折磨、威逼，敌人一无所获，只得给祖父戴上重镣扔回牢房。难友们用烧酒、黄纸等为他疗伤，苏醒后的祖父仍鼓舞众人坚持斗争。
　　四年牢狱，“老虎凳”压瘸了祖父的腿，肺病缠身，但他革命意志和革命信念矢志不渝，在狱中建立党组织，以各种方式开展斗争，保护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和家里倾尽家产的打点下，备受折磨的祖父利用敌人换防之际，几天不吃不喝，奄奄一息，才获准保释出狱。
　　当祖父终于回到窎坪时，耗尽家财营救他的太爷爷已下葬三天。趴在坟头，祖父大哭了一场。随后化悲痛为力量，又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
　  战友情深
　　刘志丹牺牲后，祖父悲痛难抑，挥笔写下“欲哭已无泪，欲语亦无言”的诗句，又题下“誓愿承遗志，竭力挽狂澜”的挽词，字字泣血，满含痛悼与决心。此后，他将对战友的深情化作行动，尽心照拂刘志丹的家人，对刘丕基、同桂荣、刘力贞关怀备至，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与刘志丹的革命情谊。
　　谢子长到保安后多次在祖父家开会、隐蔽、养伤。为了让其伤口早日愈合，家里杀了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祖父的母亲也常为其缝补衣服、做鞋及站岗放哨。谢子长多次感激地对祖父说：“我穿志丹家里的，吃你家的。”
　　李宗贵（赤然）因张贴革命标语被捕入狱。在榆林监牢中，祖父得知情况后，趁着放风的机会，将自己的碗筷、被褥都送给了他，并语重心长地说：“敌人无孔不入，咱们的对策是无隙可乘，他们攻不破嫌疑犯这一关，就没法对你定罪。”在祖父的鼓励和关怀下，李宗贵意志坚定，顽强斗争，出狱不久便参加了红军，新中国成立后成长为解放军将军。
　　在陕北错误肃反时，蔡子伟的妻子高敏贞因受牵连被捕入狱，被判处决，因怀孕缓期执行。祖父听闻后悲愤难平，不顾风险，尽力给予高敏贞生活上的照料。高敏贞担忧会连累祖父，他却坚定劝慰道：“共产主义不排斥人道主义，相反地还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管你有无问题，你在我的眼中首先是个产妇。”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祖父长期主管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但他严格律己，从不搞特殊。领导干部每月照顾的8斤大米，他从不去领，说留给伤病号吃。贺龙回来送的鸡蛋还剩下两枚，炊事员见祖父累得面容消瘦，便说让他吃掉。祖父难为情地摆摆手，说前方困难，还是留给同志们吧。
　　祖父始终将同志安危冷暖挂于心间，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是普通伤病员，都备受他关怀。给疲惫的领导熬蜂蜜，为王震、关向应从志丹县找来荞面补养身体，对马明方、杨明轩两位老同志悉心照料，指示总务科：“你们要想办法照顾好，想办法给他们弄点好吃的。”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祖父努力保障中央领导和西北局、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机关、群众团体、家属队的生活与安全。中央纵队在青阳岔宿营时，他即刻派机关运输队史经理，送去一批粮食和蔬菜。
　　原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率30余人投奔延安，驻于南窑渠时，祖父专门部署人员热情招待，让起义官兵深切感受到党的温暖。周芝轩因病离世，还有一位马夫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祖父不仅亲自挑选安息之所，还细致安排丧葬事宜，以实际行动传递党的关怀，凝聚革命队伍的力量，让大家团结一心，奋勇前行。
　　1949年12月8日，祖父赴任途中出车祸遇难，英年早逝，遗憾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岗位。
　　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对祖父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习仲勋说：“力如同志不幸遇难，党失掉了一位优秀党员，西北人民失掉了一位忠实的勤务员，我们失掉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力如同志英勇奋斗二十年如一日，他从不向党讲价钱，从不向困难低头，接到党给予的任务，便奋不顾身地坚决去完成，并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工作，这就是他优良的巩固的党性。他敢于对自己和同志进行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有可贵的学习精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在挽联中写道：“亲爱的力如同志，你为人民服务勇敢无限忠心与模范榜样，尽供同志们学习，我们誓继你未竟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我的祖父，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定的人，是一个关爱战友群众的人，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是一个为理想事业敢于拼搏献身的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