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爱国主义者、教育家，以“忠贞爱国、倾资兴学、克勤克俭”著称，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综观陈嘉庚的一生，1940年的延安之行，是他人生中极具转折意义的历史节点。
　　1939年冬，正值抗战艰难时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发布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磨擦经过情况的报告，引起海外爱国华侨对国内团结和抗战前途的疑虑与担忧。在此主要背景下，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决定组织成立“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慰劳团”）。12月4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刊发了启事，6日致函蒋介石说明了事由。1940年2月底，“慰劳团”成功组团，“计各处参加者五十名”。因筹备中已遭遇多次阻挠破坏，加之收到参加4月1日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之邀请，更为确保回国慰劳考察的顺利与实效，陈嘉庚决定克服“国语不通”“年老怕寒”“不能久坐”等实际困难，亲自率团回国。
　　3月26日下午，陈嘉庚一行5人由仰光乘康定号飞机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素来坚信“百闻不如一见”的陈嘉庚，回国考察的重点自然是抗战前途和国共磨擦两个问题。所以，除重庆外，延安是他又一最想亲往的地方。在机场临时茶会上，他宣称：“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4月初，时在重庆的中共要人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专程前往嘉陵宾馆拜会了陈嘉庚。此系首次与中共高层会面，但陈嘉庚丝毫也不避讳，尖锐地就磨擦问题交流了数小时。结果相谈甚欢，他不仅收下三人带来的礼物（陕北产的三件羊皮大衣），而且欣然接受并依约参加了几天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专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公开到共产党的地方与更多共产党人正面接触。“到者百多人，秦邦宪、叶挺君亦在座。”期间，陈嘉庚还特意询问了由重庆到延安的路程、办法等，再次传递出愿亲赴延安的信息。数天后，他就收到了毛泽东正式邀请的电文。
　　5月1日，“慰劳团”分成三个小团从重庆出发开始在国内慰劳考察。陈嘉庚没有随任何一个小团行动，而是留在重庆继续考察后飞往成都，9天后又飞往兰州，之后又乘汽车于26日到达西安，并停留了5天。随后，“5月30日，陈嘉庚先生一波三折的延安之行终于启程。”为保证路途顺利，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专人和两部车专程护送。
　　30日当天，陈嘉庚一行“在三原县吃午饭，晚宿宜君县。”31日上午8点到达中部（今黄陵）县，陈嘉庚特意上桥山祭扫了黄帝陵。“向来不讲究排场的陈嘉庚，祭扫黄帝陵时破例对县长及学生百余人亦来参加祭祀感到高兴。”在洛川吃过午饭后继续北上，下午5点半，陈嘉庚一行顺利抵达延安。中共对陈嘉庚的到来十分重视，下榻处特意安排在延安交际处，王明、吴玉章、高自立、萧劲光等中共要人还在门口等候迎接，毛泽东更是选派自己的警卫员陈昌奉前去服务。31日当天出版的《新中华报》，也特意刊发了《陈嘉庚先生印象记》。
　　陈嘉庚原计划只在延安停留三四天，依约6月3日要前往阎锡山部慰问考察。后因随行人员李铁民6月1日头部意外磕伤、侯西反6月3日突然腹泻，均需休息治疗，因而最终延迟至6月8日离开，为陈嘉庚了解延安留下了更多时间。
　　在延安期间，陈嘉庚的考察活动主要有三：一是与党政军负责人频繁接触，全面深入了解中共。陈嘉庚在延安期间的主要活动，基本都由朱德陪同。到延安次日下午，毛泽东就会见并宴请了陈嘉庚，晚上又陪同陈嘉庚参加了在中央大礼堂举办的欢迎晚会。之后，“毛主席曾拜访过几次，或同午饭，或同晚飨。”二是实际走访考察，了解边区的施政方针。主要包括参观女大、抗大等院校，观瞻市容市貌，与卫生、司法、财政、工商等部门负责人座谈，深入市场与商户闲谈等。三是与闽籍和南洋籍青年细致交谈，详尽了解社情民风。由于天然的地缘情结，陈嘉庚对闽籍和南洋籍青年廖冰等比较信任，几乎每天都抽出时间会见交谈，甚至一日数谈。在轻松的氛围中，既获得了更多来自民间渠道的信息，又与官方渠道信息互为印证，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客观判断。
　　陈嘉庚是带着问题到延安考察的。在延安停留9天8夜后，他心中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并从此对国共两党的认知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大改变。在考察重庆等国统区后，陈嘉庚的失望之情愈益增加，进而满心忧虑地感叹：“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直至考察延安后，陈嘉庚的心情则豁然开朗，非但疑虑与误解一扫而空，而且还满心欢喜地公开宣称：“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
　　经过此次在延安的实际考察，陈嘉庚的人生走向有了根本变化。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陈嘉庚始终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1949年，在人民政权的筹建过程中，陈嘉庚欣然受邀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 1950年，有感于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陈嘉庚更是坚定地选择回国定居。陈嘉庚人生走向的这些根本性变化，显然与他在1940年的那次延安之行是有极大关联的。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