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晔在家乡白庙岔
    ● 1980年的白庙岔村
    ● 周家硷会议旧址    马晔 摄
    ● 子长中山川水库    马晔 摄
    ● 2024年9月4日，马晔（右六）与樊高林（右七）、马东坡（左七）、胡建满（右四）、石和平（右五）、张志贵（左六）、马秦飞（左三）等在白庙岔
    ● 嘉宾马晔
　　主持人宁滢：为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将学习宣讲工作走深走实，讲好延安抗战故事和新时代延安改革发展故事，引领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持续扩大“圣地老干部宣讲团”品牌影响力，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办专题栏目《党的故事我来讲——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第四季）》。栏目致力于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讲好党的故事和延安红色故事，充分展示延安老干部一颗红心永向党，永葆初心、不负使命的担当与作为。
　　首期节目，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延安市政协退休干部马晔。马晔1950年8月生于安塞，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历任吴旗（今吴起）县副县长、县长，宜川县县长，中共宜川县委书记、延川县委书记，延安地、市委农工部部长，延安市对外开放办（招商局）主任（局长），政协延安市二、三届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2011年6月退休。他喜欢诗词、书法，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学会会员、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研究员，延安市老年书画学会第三任会长、名誉会长，延安鲁艺书画院原常务副院长、顾问。
　　宁滢：您好，请说一说您研究党在白庙岔这段光辉革命历史的起因和经过。
　　马晔：我1950年8月生于安塞县五区（坪桥）一乡白庙岔村。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党在白庙岔的一些革命故事，长大后，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刘志丹纪念馆、谢子长纪念馆等地，我又多次看到、听到介绍，说我的家乡白庙岔村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成立纪念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过光辉的一页，从而激发了想要去详细地研究和发掘这段时期党的光辉岁月。
　　近年来，我潜心查阅和研究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延安历史》第一卷（1925-1949），以及研究陕北革命历史的书籍和百度、搜狐、豆包网的有关历史研究文章，对发生在白庙岔的这段重要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真实过程及重大意义，有了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认知。
　　宁滢：您能否先讲一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陕北早期革命的一些时代背景和有关情况？
　　马晔：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延安传播。1925年，在中共四大会议之后，刘志丹、谢子长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延安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陕北地方组织相继成立后，即领导陕北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从1934年秋季开始，到1935年春季基本结束。根据中央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开始分配土地，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祖祖辈辈的贫苦农民，跟着共产党，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就为建立与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宁滢：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是如何成立的？有什么重大历史意义？
　　马晔：1935年1月2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特委机关驻地赤源县白庙岔村（今属安塞区），召开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来自陕北十几个县苏维埃红色政权的15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会期3天。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1934年8月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重伤，当时在距白庙岔20多里的灯盏湾养伤，未能出席会议，派人送去贺信。会议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他后来还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还有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长惠子明，土地、粮食、劳动、裁判、财政、教育、保卫、贸易等各部部长。大会还通过了《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等法令。这些法令的起草和制定，主要依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30年代颁布的各项相关法律，同时，也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做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以及各项法令的通过及实施，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宁滢：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又是如何成立的？成立初期有什么战斗经历？
　　马晔：1935年1月30日，遵照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和颁发的陕北红军的番号，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村正式成立。这支部队由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改编而成。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对红二十七军的组建十分重视，多次过问和指导部队编制及领导配备工作。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由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参谋长朱子休，经理处长崔世俊，下辖第一、二、三团。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的第二天，即1月31日，在安定县南沟岔，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加强连，首战告捷。2月13日再战清涧县川口镇阎王砭，歼敌两个排。3月初，三战延川县贺家湾，全歼敌人一个连和部分地方民团。三战三捷后，回师白庙岔村休整待命。红二十七军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主力红军、游击队和地方赤卫军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武装斗争新局面。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宁滢：请您介绍一下周家硷会议的有关情况及重大历史意义？
　　马晔：1934年10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增调兵力、调整部署，组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中共陕北特委根据谢子长的建议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的意见，积极与中共陕甘边特委联系，并请刘志丹及陕甘边特委的领导来陕北，共同商讨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问题。
　　1935年1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和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和陕甘宁边区后方四县（保安、安塞、合水、庆阳）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五、第六支队离开南梁，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立即前往赤源县水晶沟，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位出生入死、长期并肩作战的领导人，决定将分别隶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并就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了一致意见。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市）周家硷（距白庙岔20多里）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崔田夫、刘志丹、郭洪涛、马明方、高岗、惠子俊等。谢子长因伤重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志丹主持，白坚担任会议记录。会议通过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陕北和陕甘边区两个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游击队。西北工委由惠子俊任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一说为谢子长）。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仍驻原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赤源县白庙岔。
　　周家硷联席会议，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使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会议作出了统一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领导的重大决定；会议确定了第二次反“围剿”和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会议结束后，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并肩作战，向进攻苏区的敌军发起了强大进攻，转战千里，相继解放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胜利粉碎了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宁滢：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白庙岔胜利会师有什么重要意义？
　　马晔：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关帝庙前的一大片平滩地上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共有兵力2100余人，两大红军主力部队当天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刘志丹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点打击对象和作战方法，并特别强调两支红军会合后，一定要互相配合，搞好团结，互相学习，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局面。西北地区两大红军主力部队的会师，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5月4日，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秀延县玉家湾成立，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由此，使西北红军牢固地团结起来，加上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和游击队、地方赤卫军的密切配合，为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不断壮大，这也就历史性地、无可替代地成为1935年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
　　宁滢：陕甘宁边区政府何时转移至白庙岔？在此期间，边区政府有哪些重要工作和活动？
　　马晔：根据陕西省档案馆编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记载，1947年3月，由于蒋介石、胡宗南调集大军进攻延安，党中央根据敌我态势，为了诱敌深入，决定主动撤出延安。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陕甘宁边区政府于3月13日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于3月18日撤离延安。4月初，边区政府转移至安塞县白庙岔。6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边区政府机关由白庙岔转移至子洲县马蹄沟。边区政府在白庙岔的两个多月里，作出了许多决定、部署：要求边区人民大力发展生产，政府加强粮秣管理，支援前线，保证军队供给；向各级政府、全体干部和人民发出参军动员令，号召边区全体青年拿起武器，参加正规军，参加游击队，消灭国民党、胡宗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整顿群众纪律，改善军民关系，表彰奖励劳动英雄、战斗英雄；改造边区各级政权，尤其是改造区乡政权，以使其工作与战争相适应；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奖惩工作，为解放大西北做准备。边区政府还于4月18日、5月7日，两次组织召开边区党政军民各界祝捷大会，庆祝羊马河战役胜利，庆祝蟠龙大捷、青化砭伏击战胜利和耀县解放，以此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动员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斗中。
　　宁滢：如何概括白庙岔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受此影响，您的父辈有无早年的革命经历？
　　马晔：毛泽东主席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
　　白庙岔，作为中共陕北特委、中共西北工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曾经的所在地，作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及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的纪念地，无可争议地也是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光辉而重要的章节，我由衷地为我的家乡能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而倍感自豪。然而，在前面提到的一些历史研究书籍和几个革命纪念馆中，都把本属于安塞区的白庙岔误标为“今属子长市”，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对此，我已向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明确指出，希望在有关文章史料中予以更正。
　　我可爱的故乡白庙岔，地处中山川秀延河上游，以河为界，河东属子长，河西的白庙岔属安塞。这是方圆几十里地比较大的一个中心村庄，自然条件较好，三道川在此交汇，交通方便，有市场贸易。距谢子长的家乡枣树坪40里地，是谢子长当年领导农民革命“闹红”较早的地方。1935年的白庙岔，住有8户人家，马、高两姓，各有弟兄3户，还有惠、柴2户，都是马家的亲戚，全村共有60多人。和白庙岔隔河相邻5里之内的3个小村庄，还住有10多户人家。我的父亲马生魁是爷爷的长子，1919年7月生。父亲生性聪明，上过“冬学”，会打算盘，是当时周围少有的“识字人”。据父亲的干部档案记载，在1935年4月，即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刚成立，并驻在白庙岔的两个月后，17岁的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区青年支队长、乡青年主任、乡支部委员等职务，他一边积极为党工作，一边还务农、赶脚。1943年1月，组织安排他担任白庙岔合作社会计，正式参加工作。十分遗憾的是，1949年他因故脱党，1956年重新入党。历任安塞县公社主任、党委书记，县财政局长、工交局长、工交政治部主任等职，退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1996年逝世，《延安日报》还刊发了讣告。
　　宁滢：请您给我们介绍下现在的白庙岔。
　　马晔：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地处安塞、子长两县交界、三川交汇之地的白庙岔，由于有共产党在40年代初兴办的小学校、有5天1集的贸易市场，当年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的关帝庙前的那几十亩平滩地，早已建成了对面住人、10多米宽、几百米长的小街道。这个昔日的小村庄，已发展成居住30多户、近200人的、在方圆几十里地较有名气的繁华小集镇。1972年，延安地区决定修建子长县中山川水库，大坝选址在距白庙岔10华里的秀延河下游。白庙岔和周围的八九个村子属水库淹没区，被整村搬迁。我为我的故乡的消失而感到遗憾，但也深感白庙岔的这段历史值得永远记载、纪念和宣传，它不能因白庙岔村庄的消失而被淹没。去年7月，延安市人大原主任郝飚、原副主任白崇贵、市政协原主席樊高林和我4人，曾联名就“关于恢复建设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七军成立白庙岔旧址和维护周家硷会议旧址的建议”，给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蒿慧杰写信。蒿书记及时批示：“请市委宣传部牵头，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市文物局、市党史办参加，对这几位老同志提出的建议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提出意见。”去年9月3日、4日，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马东坡局长，又带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建满等同志及樊高林和我，实地去寻访踏看了周家硷会议和白庙岔旧址，看后让人于心不安和着急，具体恢复维修方案，有关方面目前正在研究办理中。
　　宁滢：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马晔：今天，借市委老干局和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这个栏目，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白庙岔人、一名“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读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的重要指示精神，我满怀深厚的感情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曾经发生在白庙岔的这一段光辉而真实的、散见于各种资料、许多人并不知道的历史故事，挖掘、整理出来，讲给大家，以此不忘历史，传承精神，怀念革命先辈，推进各项事业。
　　最后，我要感谢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胡建满主任、马秦飞科长和党史研究工作者石和平同志，他们热情向我提供了有关历史资料，认真审读了文稿，使这篇文章的内容更为完整，提法更加严谨，具有史料价值。
　　宁滢：感谢马晔老师的深情讲述，让我们在白庙岔的红色记忆中感受信仰的力量。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愿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