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省委率红25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出发前,向指战员进行了打出去创建新苏区的动员。部队实行轻装,减少不必要的辎重,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出发的人,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出发时,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7日,在朱堂店以南的罗古寨击退敌“追剿队”第5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城以南的东双河和柳林之间越过了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蒋介石闻讯后,急令“追剿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并令驻河南省南阳一带的庞炳勋第40军和驻湖北省老河口一带的萧之楚第44师迎头堵截,妄图以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阻我西进,趁我军脱离老根据地孤军远出之际,将我军包围消灭。
我军进入桐柏山区后,经中共鄂豫边工委介绍情况和实地观察,感到这里靠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回旋范围小,又有敌重兵追堵,不易立足。省委研究,决定向伏牛山区前进。当时为了隐藏北上意图,迷惑和调动敌人,我军继续西进,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枣阳县城。敌军果然纷纷向枣阳集中,我军却突然从枣阳城北掉头东进,转向东北方向,且在桐柏县以西的歇马岭一带,击退敌“追剿队”第2支队的进攻。当我军驻韩庄时,当夜得知西面三十里路的湖阳镇下午到了敌军。省委分析认为,西有敌军堵击,东有敌军追击,必须跳出敌军前后夹击。我们没有军用地图,靠一本袖珍地图行动。从地图上看到驻马店西北有一片山地(1930年以后出版的袖珍地图没有这片山地),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省委认为我任军长后还没有和部队见过面,就集合部队由我讲话进行动员。我给部队讲了当时的敌情,说明我们行军不能走直路,应该弯曲前进。我军向东北方向转移,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路,越过陡峭高山,次日早抵达平氏镇,跳出了敌军的夹击。在平氏镇休息一天,黄昏出发,经泌阳城南和城东,于第二天早上,到达驻马店西北山区的王店、土凤园、小张店一带。跟踪而来的敌“追剿队”第2支队向土凤园发动进攻,我军直属队和225团予敌以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与我军主力会合,向西北急进,意图是越过许昌至南阳的公路进入伏牛山。我军以224团、225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223团为后梯队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我军采取了急行军甩掉尾追敌军的行动。
在采取急行军甩掉尾追敌军行动时,正碰到寒流,气温突然下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我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又被雨雪湿透、饥寒交迫,十分疲劳。当天下午一时,我前梯队进至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可是,敌15旅和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并占领了七里岗、砚山铺一线阵地,突然向我行军队形猛烈射击。当时能见度差,我军发现敌人较迟,加上战士们手指冻僵,拉不开枪栓,以致被迫后撤。敌乘机猛烈冲击,且从两翼包围,情况险恶。在这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抢先到达先头团,当机立断地稳住部队,指挥224、225团就地抵抗。他向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决不能后退!”战士们趴在泥泞地上,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敌人。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他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展开白刃搏斗。这时副军长徐海东率223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军领导指挥223团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想冲开一道缺口,冲过公路。但是,由于敌人的疯狂阻击,连冲三次,都没有达到成功。于是命令部队转为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村庄,并以反突击打退敌多次进攻。天黑以后,全军在杨楼集结整理,经研究后,认为若后面追敌赶到,形成前后夹击,对我十分不利,必须迅速绕过当面敌军。但是,经过一天急行军和激烈战斗,当夜又下着大雨,部队进屋吃饭、休息,难以集合,干部们只好逐房赶出战士集合,向东行进,由保安镇越过公路。第二天早晨,上了伏牛山,战士们都喜形于色,非常活跃。因为长期习惯山地作战,这些天全在平原上紧张地行军作战,很不习惯,现在又上了山,战士们高兴是很自然的。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长征途中的恶战之一,天时地利都不好,敌几万步骑兵前堵后追,但终于把敌人甩掉,胜利进入了伏牛山。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是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奋勇当先;二是全军指战员上至军领导,下至每一个战士的顽强战斗精神;三是我军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四是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例如张星江同志的帮助。他一直到卢氏才离开我军。事隔52年,1986年3月,河南省唐河县委同志到北京找我,要我为张星江烈士纪念碑、唐河革命烈士展览馆和星江小学题词,并带来了材料,我才知道张星江同志于1936年3月27日,领导孤峰山夺枪斗争、为掩护部队突围壮烈牺牲。他是河南省唐河县毕店乡张心一村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共产党。曾历任中共唐河县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书记、鄂豫边特委和临时省委委员、鄂豫边工委书记、鄂豫边省委书记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指导员,是鄂豫边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曾代表鄂豫边省委参加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我在这里加入这一段文字,以表达我对张星江烈士的敬意。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