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文瑜与丈夫周浣白及两个孩子在延安合影（摄于1945年）
    ● 军委三局托儿所，于1946年在延安创办。图为第一任所长吴文瑜在给孩子们分发糖果。（1946年摄于延安裴庄）
    ● 解放战争时期的吴文瑜

　 在延安城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本城有个叫吴淑闺的女子，20世纪30年代初，成为延安的第一位女教师；陕北闹红，她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毅然参加了革命，而且自己做主嫁给了一个长征红军。她的行为赢得了满城人的赞誉。
　  勤于学习 乐于奉献
　　笔者经多方了解，终于找到了这位老革命的联系方式，于2011年5月11日，在北京采访了吴老。
　　当时，吴老在北京通信兵大院的住宅楼里居住。95岁高龄的吴老有儿女们陪伴，生活在幸福的大家庭里，其乐融融。吴老得知延安老家来人看望自己时，兴奋得握住笔者的手问长问短。
　　吴老1916年出生于延安城。母亲刘月娥知书达理，是她的启蒙老师；父亲是个泥水匠，也十分疼爱她。舅父刘光实上门动员7岁的她去刚刚成立的女子学校读书，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她一踏入校门，校长毕老先生就给她起了一个学名——吴淑闺。由于她品学兼优，考上了延安城里的陕西省立第四中学预科，在学校结识了高年级学生王化成、王化南等中共党员，以及国民党驻军团长的女儿、进步青年张姑娘（张凤贞），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反对封建迷信。于是，她的名字便享誉延安城了。
　　她经常参与省立第四中学举行的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缠足等活动。有一年阴历四月初八，吴淑闺与另一位同学利用清凉山庙会人头攒动的大好时机，在山寨门旁的戏台上，给大家宣讲缠足的坏处、放足的好处，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特别是一些青年男子听了她的演讲后，给家里提出订婚媳妇坚决不要缠足女孩；一些已经订婚或结婚的男青年，也要求女方必须放足。
　　延安城里的刘某某把自己的亲生闺女偷偷地许配给国民党驻军的一个营长，想着女儿当了官太太他可以沾光，收了人家的不少钱财。没想到，女儿知道后坚决反对，说宁愿一死也不愿意嫁给这个营长。她反对家里不成，就上告至公安局。公安局不敢干预，也就不接受她的起诉了。这个女子以绝食表示抗议。吴淑闺与同学们再三与有关部门据理力争，要求受理这一案件。公安局终于接受了这位女子的起诉，判定这个订婚无效，刘某某受到惩罚，退还了营长的财物。这一事件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在延安城的深入开展。
　　省立第四中学撤销后，肤施县教育科科长张根杨推荐她到西安或榆林继续深造，并发给她40块大洋。吴淑闺选择到行程比较短、费用比较低的榆林去读书。从延安到榆林，吴淑闺骑毛驴行走了8天。一个学期读下来，公家不给补贴了，家里也拿不出钱供她读书，她只好停学回家。也好，县里派人上门要她去女子学校任教。这样，吴淑闺就成为延安的第一个女教师了。
　　在当时，延安城里有一句闺女守家规的俗语：“女上十三，不离娘的裙边。”吴淑闺当了教师，迈出家门，走向社会，是所有有女孩子的家庭的一个例外。这件事对于延安城里人破除封建观念来说，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吴淑闺教授的女校学生中，有许多女孩子都参加了革命。
　　笔者曾经听吴老的学生毕实宜说过，吴老师一边弹着风琴，一边教她们唱歌，让她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度过了小学时代。借着这个话题，笔者采访吴老。吴老说，风琴是她从停办了的省立第四中学搬过来的，弹着风琴教同学们唱歌，使大家感受到了学习的愉快。
　　在女儿的启发下，吴老为我们唱起了她曾经教给学生唱的儿歌《慈乌反哺》：
　　“乌鸦乌鸦对我叫，乌鸦真真孝。乌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鸦啼。小鸦朝朝打食归，打食归来先喂母。自己不吃情有况，母亲从前喂过我。”
　　吴老又给我们唱了小歌剧《麻雀和小孩》：
　　“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我的母亲打食去了，还没回头，饿得真难受。你是我的小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家有许多小青豆，我家有许多小虫肉，你要吃东西和我一同走。我的小麻雀，我的好朋友，走吧，走吧，走吧，走了走了走，我们是好朋友，大家牵着手，走了走了走……”
　　投身革命 义无反顾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吴老正式参加了革命，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名字改为吴文瑜。
　　党中央进驻延安城，组织推荐她去抗大学习，随后又派她去中央党校学习。她在抗大学习期间，与在抗大校本部给罗瑞卿当秘书（后给毛泽东做行政秘书）的周浣白相识，对这位小时候饱受疾苦的孤儿，被佛庙收留后学到了知识，走上了革命道路的长征红军情有独钟。
　　1938年3月8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吴文瑜作为延安东街妇联和鲁迅小学两部门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当选为第一届妇联执行委员。
　　1939年1月，吴文瑜与周浣白结婚。这年5月，她随丈夫调到抗大工作。两年之后，吴文瑜随丈夫到杨家岭中央第一秘书处工作。1942年，丈夫调到军委三局电台当政委，吴文瑜随之调入军委三局工作。1946年春，根据中央妇女委员会办好保育院的指示，吴文瑜在军委通信系统内办起了托儿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这是继中央和军委保育院之后的第三个托儿所。因为是在5月4日成立的，帅孟奇大姐给起的名字叫“五四托儿所”。由于娃娃们看管得好，吴文瑜还在延安妇女大会上向中央领导作过汇报。
　　1947年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吴文瑜作为军委三局托儿所所长，带领着托儿所的管理人员，保护几十名革命后代撤离延安。他们转战陕北，东渡黄河，绕道晋北进入河北，终于胜利到达北京。一路上，在中央妇委和军委三局领导的关怀领导下，在吴文瑜和托儿所管理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几十名孩子都平安健康地度过了艰难的行进旅途。
　　1958年前，吴文瑜一直在中央军委通信部工作。其间，组织派她筹建通信兵子弟小学——北京翠微小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1958年后，吴文瑜转业，来到北京长途局干部处工作，一直到1978年离休。
　　丈夫周浣白长期在军委通信部工作，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由于他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于20世纪70年代病逝，1983年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老当益壮 热心公益
　　离休后的吴老，热心于公益事业和创作演出。
　　1990年为支持北京举办亚运会，吴老捐款1000多元。这是10多年中，她由一张张2元、5元、10元的新票积攒而成的。其实，当时她的离休金还不到100元！她亲自把这些钱送往六部口的石碑胡同捐献处。
　　她自编自演的快板书《鸡年说鸡》、小品《奶奶的爱》，从通信兵大院选拔到区里，表演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她和女儿的对唱《夫妻识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199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解放军总参谋部文艺汇演上，由她领衔主演的解放军通信部的秧歌剧《到枣园给毛主席拜年》获得创作与表演一等奖，受到总参谋长张万年等军委领导的接见。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年事已高的吴老从不说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只说读书的事、教书的事、带娃娃的事、演出的事……笔者深表理解，她工作的军委三局是一个机要部门。
　　2012年9月，吴文瑜安详离世。
　　2020年9月3日，吴文瑜的铜像安放在了由她创办的北京翠微小学的校史馆里。
　　这座铜像以吴文瑜在抗大学习时拍摄的戎装照片为蓝本，彰显了她一生乐于奉献的本色。
　　(本版照片均为吴文瑜及其子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