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1660），原名可旺，延长县城北李城里人（今刘家河乡境内）。他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体格魁梧，工于心计，受雇于脚户人家，靠赶毛驴运输为生。崇祯三年（1630），赶脚远出数十日返回后，母亲已为邻人拐卖，遂告之官府。县官不问青红皂白，反而将其棍棒痛责，赶出大堂。适值张献忠起义军路过延长，孙可望愤而从军。他生性多谋多智，作战勇敢，每遇敌都能沉着应变，被军中呼为“一堵墙”，受到张献忠赏识，收为义子，改姓张，更名可望。张献忠有养子四人，可望居长，与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为其四员大将。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起义军中声望渐高，成为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之一，封平东王。他也是南明永历帝时期的权臣，受封秦王。联明抗清失败后，他投降清朝受封义王。清康熙本《延安府志·选举志·武职》载：“孙可望，延长人，封慕义王”，是延长乃至陕北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张献忠（1607—1646），字秉吾，号敬轩，外号黄虎，是几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延绥镇三十六营堡之一定边营（今定边县）人，出身贫寒之家，随父贩卖红枣为生，后进入延绥镇为边兵。崇祯三年（1630），聚集定边十八寨饥民起义，汇入明末农民起义洪流，与宜川罗汝才等纵横江淮、荆楚，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崇祯十六年（1643）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翌年攻入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以孙可望为平东王，另加授监军事，节制文武，位列诸将之首。封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南明唐王隆武元年，1646）正月初二，清廷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进击大西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豪格大军突袭张献忠大营，在大西军叛将刘进忠指认下，豪格发箭，张献忠中箭而亡，时年四十岁。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进军云贵地区。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二月，孙可望、李定国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二人在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上产生重大分歧。孙可望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他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不得已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此时，他与李定国之间已经产生嫌隙。
　　“定番会议”后不久，清军尾追至贵州遵义。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大西军余部进军云南。此前，云南土司沙定洲已经将南明黔国公沐天波驱逐至永昌，占据了昆明城。孙可望遂昼夜兼行疾驰云南，于七月初二进入昆明。孙可望清洗戮沙亭州所署官属，进驻黔国公府第，十一月，选两千精锐围攻亭州老巢，天波府与沙定州所藏金银财宝悉归大西军所有。顺治五年至九年，孙可望遂坐镇昆明，治理云南。
　　其间，兴修水利，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发展经济，政绩卓然。
　　一是发布《招民复业令》，招抚逃亡百姓。当时，云南的土地大部分为土皇帝黔国公沐天波、农奴主和地主所占有。其中“沐氏勋庄”占云南近乎一半的土地，余下多为土司和寺院占有。大批无田农民“趋附入山”，有的沦为盗寇。穷苦百姓翘首期盼大西军。孙可望占领昆明之初，便发布《招民复业令》，招抚百姓回家务农，田土资金不足者分给土地，借给耕牛、种子，吸引了大批流民归农。多年来被迫逃入深山的起义者纷纷出山，扬眉吐气地“沿途赶集”。有名的“鲁魁山寇”也自发成为大西军维护社会治安的村镇地方武装，“各村保固无他”。
　　二是推行“营庄制”改革。所谓“营庄”又称“皇庄”，其出产则为“皇粮”。即是将原来“沐氏勋庄”及土司占有的土地管理权与收益分配权收归公有。顺治四年五月以来，孙可望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括近省田地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具体办法是由公家委任的“管庄”人员，替代地主的经营权与收益分配权，直接从佃农的手上征收百分之五十的粮食。再由管庄人员从征收的粮食中，取出百分之十分配给地主。这种“大赋小租、租从赋出、着佃交粮”的制度，使得公家实际获得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收益作为“皇粮”，地主获得百分之十的土地收益作为地租，佃户则实际获得土地收益的百分之五十以发展生产、维持生计。这一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力促进了生产发展，稳固了云南局势。
　　三是兴修水利。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区）境内的海口河是滇池水系通往螳螂川的唯一宣泄水道，自万历三年（1575）以后再未疏浚，以至于“滇水泛滥，军民甚病”。顺治六年（1649），孙可望“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滇池地区因而连年丰收。澄江府（今玉溪市）是滇中重要的鱼米之乡，顺治七年前后，孙可望在“戎马倥惚”“寇将有事于西畴”的情况下，领导大西军民修建了西宕泉水利工程，疏浚了罗藏溪、修复了灌溉渠道与堤防，并新建东、西二坝，可以“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造福于子孙后代。
　　四是进行了滇西剑川州剑海治理工程。在抗清战争正激烈进行，“耕田凿井之民，日苛戈于黔粤楚蜀之界”之际，孙可望遣陕北工匠出身的行营工部尚书王应龙督工，“不妨农务，借力新兵”，领导边境军民完成了这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
　　孙可望治理云南之初，面临的是“民掘草木以食”“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的烂摊子。接手以后，当年生产就迅速恢复，获得丰收，还有余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只用了一年时间，孙可望通过实行营庄制，并在社会上推行崇俭抑奢的“农民诸禁”，很快就使云南经济从破产边沿恢复到了“物阜民丰”的地步，“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顺治六年，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解除了“农民诸禁”，并在元宵节时大放花灯，景象甚至超越了明代全盛之时。同年，孙可望开始屯制改革，调整了营庄制中过于理想的规定和原来的工商业政策，从而迎来了又一个丰年，大西军政权进入了全盛期。云南“民富庶兵精强”，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成为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最好的地方之一。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