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衢州市区鼠疫暴发地点的示意图。资料图片
    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陈列馆是首批国家级抗战遗址，图为馆内矗立的细菌战死难民众纪念碑。     韩强 摄
    2025年暑期，一批“红色小小讲解员”在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陈列馆正式上岗，他们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在历史深处点亮一束 光。 韩强摄
    衢州市共有29名细菌战受害者和遗属以原告代表身份参与历时10年的细菌战对日诉讼，图为2002年拍摄的部分衢州原告代表合影。资料图片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李啸
　　放眼2025年中国暑期档电影，抗战主题影片《731》备受瞩目。各大电影平台上，该片稳居近期想看电影排行榜首位。观众的选择，代表了一种心声。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七三一”注定和“七七”“九一八”一样，是一个值得永久铭记与警醒的数字，它所代表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已被永远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二战时期，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国家，它以第731部队为核心基地、以“防疫给水”为秘密掩护，在中国大地上编织起的一张巨大的细菌部队网络，犯下罄竹难书的人间极罪。
　　电影《731》上映前夕，该片导演赵林山专门给浙江省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发出一封公开信，希望联合发起“永不忘却·祈愿和平”公益行动，一起寻找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守护者。
　　赵林山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衢州与本部远在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之间有着什么关联？当代人该怎样铭记和传承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真相与答案，就隐藏在一扇扇沉重的历史之门的背后。

　　恶疫从天而降， 江南儒城陷入死亡重围
　　800多年前，孔氏大宗南渡定居衢州，给这座城市注入了崇德向善的浩荡儒风，然而抗战时期，阴险诡诈的日军却将看不见的屠刀，伸向了古道热肠的衢州百姓，把这座江南儒城推向人间地狱。
　　“这是1940年11月22日衢县警察局的一则报告，局长满是忧虑地向县长报告衢县城区鼠疫流行的严峻疫情，郑重提出‘若不从早设法预防，于公共生命殊为危险’……”7月21日，记者走进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内的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陈列馆寻访历史印迹，馆长吴建平驻足于一份泛黄的档案前，带记者将时光倒流回1940年的深秋。
　　卢沟桥事变后，坐拥大型机场、扼守浙赣铁路的军事重镇衢州，立即成为日军频繁空袭的目标。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许，刺耳的空袭警报再度响起。
　　诡异的是，这次日机没有扔下炸弹，居民们在惴惴不安中走出防空洞，注意到街巷地面和屋顶瓦片上，散落着麦粒、黄豆、破布、纸包等奇怪物品。
　　“事出反常必有妖！当时调查人员就发现罗汉井居民黄石麟家的鱼缸里，漂浮着个头比较大的死跳蚤。”吴建平介绍，事发当天下午，衢州城区开展大扫除，焚毁一切日机空投物品。
　　尽管防范迅速，但依然没有阻挡住恶魔的脚步。10月4日后不到一周时间，衢州城西一带就陆续发现死鼠，并出现李明江、陈从德等突患急症死亡者，衢县卫生院获悉后查访家属，怀疑症状似腺鼠疫。11月12日起，又有城西的柴家巷居民吴士英，罗汉井居民郑冬香、黄廖氏等人相继发病，她们都有头痛、高热、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相似症状，并在两三日内死亡。衢县卫生院对患者进行穿刺淋巴液镜检，初步诊断为腺鼠疫。
　　鉴于类似症状的死亡人数仍不断增多，11月19日，衢县卫生院向县政府和浙江省卫生处报告“衢县城区发现鼠疫疫情”。
　　此后8年内，鼠疫便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衢州地区反复流行，并远播至周边的义乌、东阳、兰溪等地。疫情高峰时，衢州实行封城管制，地方报纸《大明报》这样报道萧索凄景：“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是衢州鼠疫的亲历者。1941年5月，他在衢州中学（现衢州一中）念高二时，自告奋勇将感染鼠疫的同学毛良楷，护送至衢江中的隔离船上，与之默默垂泪永别。
　　“没有染疫的金庸是少数的幸运者，那时很多衢州百姓必须直面家破人亡的惨剧。1940年日军对衢州的鼠疫攻击只是序幕，此后还在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和1944年龙衢战役期间，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其险恶用心就是以平民为目标进行戕害，妄图用传染恶疫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制造无人区，瓦解中国军民抗战意志。”吴建平介绍。
　　根据调查，日军在衢州投放的细菌武器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疟疾、炭疽等，造成1940—1948年间传染病持续肆虐，累计发病约3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5万。
　　吴建平的另一个身份是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我的叔叔和姑妈也是细菌战受害者，他们在1941年5月感染鼠疫死亡时分别只有9岁和4岁，爷爷被日本兵用刺刀连刺七刀惨死，奶奶带着我父亲被迫改嫁……”吴建平说，父亲吴世根在世时，每年都要在年夜饭时讲述这段无处安放的苦难与悲伤，叮嘱全家人不要忘记追讨正义和真相。
　　传承历史记忆，汇聚起和平正义的力量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该如何让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回国后的郑科位立即奔走于一件事——为七斗村的细菌战受难者建立纪念碑。2000年8月15日，七斗村的纪念碑正式落成。
　　25年后的夏天，郑科位带着记者前去瞻仰纪念碑，他摩挲着碑文，深有感触地说：“当年江山市的15名原告代表如今只有两位健在，我们这一代亲历者终会老去，但那些战争记忆不能随风而逝。”
　　“如果我们再不抢救和传承，就来不及了。”电影《731》导演赵林山对于郑科位的话感同身受。为了收集史实，他曾多次前往日本取证，在石井四郎的老家千叶县，听到当地人仍骄傲地称呼石井四郎为“我们的阁下”，“他们说‘找我们的阁下要干什么？挨打的人都忘记了，打人的人还要记住吗’？”
　　那一刻，赵林山被深深刺痛。他顿悟，原来日本右翼势力以为随着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逐渐凋零，就能把这罪恶的一页悄悄翻过去。“电影《731》显然无法承载细菌战历史记忆的全部，但电影可以唤起人们对细菌战历史记忆的关注。”
　　目前，由赵林山和衢州媒体等共同发起的“永不忘却·祈愿和平”公益行动，已在浙江、湖南、江西三省的7座细菌战受害典型城市，抢救式采访了24位细菌战历史记忆守护者，并通过大型融媒报道，持续放大真相的声量。
　　越来越多的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正在公益行动正能量的引领下，自觉成为细菌战历史记忆的传承者。
　　在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陈列馆，一批“红色小小讲解员”已在暑期正式上岗，他们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在历史深处点亮一束光。来自柯城区大成小学的姚苒说，“衢州细菌战陈列馆的前身是1940年衢州鼠疫受害者的故居，被列入首批国家级抗战遗址，在这里的每一次讲解都像是回到现场的历史课。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加倍珍惜今天的幸福与和平，我感到特别自豪。”
　　时代楷模、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细菌战烂脚病”医疗救助小组负责人万少华说：“关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真相只露出了冰山一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继续还原、守护历史真相，不让它被遗忘，就是汇聚起和平正义的力量。”
　　历时十年诉讼， 受害者让世界看到真相
　　真相也许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开始涌动反思战争、追寻历史真相的和平运动浪潮，促使公众转向对“加害责任”的自省。
　　围绕细菌战这一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践踏国际法的国家犯罪，以及战后美国包庇日军细菌战战犯逃脱“东京审判”等无耻行径，国际和平人士与日本右翼势力开始了“揭露”与“掩盖”的角力——《恶魔的饱食》《死亡工厂》等一批细菌战揭秘书籍相继问世，以《井本日记》为代表的日军细菌战加害铁证被陆续发现。
　　“1994年，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细菌战受害村民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交联合诉状，率先发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罪行、进行战争赔偿的声音。这以后，来自浙江衢州、义乌、宁波和湖南常德等地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与日本和平人士两股正义力量汇合，于1997年正式发起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以下简称‘细菌战诉讼’）。”非虚构作家、《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作者南香红告诉记者。
　　这场历时十年的跨国诉讼第一次从法的层面认定细菌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伤害，从而使细菌战这一日本国家至今还在隐藏的秘密被认定，被世人所知，被告日本国也被法院认定对细菌战负有国家责任。
　　细菌战诉讼之初，被推举为中国原告团团长的王选，专程来到日军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的墓地前“宣战”：“石井四郎，你犯下的细菌战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
　　那些年，王选一遍遍带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前往浙江、江西、湖南等细菌战受害地进行调查，为诉讼补充证据。王选没有想到，一路流淌着“未干涸的鲜血与眼泪”，伴随着记忆碎片被组合和复原，一张张日军细菌部队的犯罪地图被清晰绘出，而许多受害者遗属也终于厘清了历史的原貌。
　　衢州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杨大方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直到见到调查团，他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自己1950年在哈尔滨学开飞机的地方，就是昔日日军第731部队的机场，也是1940年日军在衢州空投下约8000克鼠疫跳蚤的起运地，更是他父亲杨惠风感染鼠疫死亡链条的溯源地。
　　1942年8月，衢州江山县清湖镇（现江山市清湖街道）七斗村，有27位村民因食用日军分发的毒米粿而暴毙，其中就有郑科位的弟弟和妹妹，他本人也吃了米粿染病，后来喝了黄泥水侥幸活了下来。
　　见到调查团带来的《井本日记》，郑科位才弄清楚，当年日军在米粿里下的毒，其实是霍乱菌。这些分发毒米粿的日军是一支由第731部队和荣字第1644部队共同派出的“远征队”，他们乔装打扮成中国百姓，在水井、水塘等地投放细菌，还将混入菌液的食物散发给老百姓，致使毫无防备的民众因误饮、误食而感染发病。而日军之所以用细菌武器重点攻击清湖，则是对营救过美国杜立特行动队员的清湖百姓实行报复。
　　现年97岁的郑科位曾于1999年12月作为细菌战诉讼的江山市原告代表，前往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作证。“我总结这场诉讼是胜利的败诉，日本法院的判决打破了右翼势力的封锁，让世界看到了被遮蔽的真相。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还没有到最后的终点。”郑科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