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
　　有一天，何叔衡同志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吗？”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着的一双还有半新。”
　　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多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叔衡同志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彝岭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牺牲。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呵！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永远被钉在耻辱的柱子上。
　　我在出发前，虽想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转移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想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地筑满了“乌龟壳”，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揣测。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起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