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的武装活动，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敌人来搜山，常是拂晓来黄昏走，游击队就事先隐蔽在敌人回去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选择到有利地形时，也打整股敌人，趁敌人在村子里只顾抢劫的时候，枪弹和手榴弹突然落到他们头上。等他们清醒过来，我们早无影无踪了。在敌人重重封锁和包围的困难情况下，游击队既跳到敌人的封锁线以外去活动，奇袭敌人的中心据点和后方，因为这些地方比较空虚。游击队曾对南维的乌迳、大庾的青龙、池江等据点进行过奇袭。乌迳战斗的影响很大，当时是敌人进行“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地下党的呼应下，隐蔽急行一百多里，在拂晓前赶到乌迳，全歼了伪自卫团和区公所，击毙了自卫团长丘桂兴。又用几支队、几大队等各种番号，在四乡张贴传单、写标语。再加上群众有意识地推波助澜，闹得敌人草木皆兵。国民党不知道究竟到了多少游击队，只好在里山收兵，开回来进行防守。等国民党部队开回来以后，游击队却一个都不见了。战斗经验多了，办法也就更加巧妙，像秘密埋伏在敌人堡垒周围，然后派人把敌人逗引出来，突然占领敌人的堡垒，迫使其无依托作战，消灭敌人；化装成小商贩诱敌人出碉堡，然后歼灭之… … 采取了这种战斗手段，就使我们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性，在暂时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小部队的灵活动作不断地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达到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
　　这种战斗手段牵涉到一连串行动方式的转变。游击队改穿便衣，头上裹着手巾，穿草鞋，就像当地农民一样。背长枪困难，把枪把子锯断，别在长袍和上衣里面。行动要精确地算好时间，要在当夜能够回到隐蔽地点，否则离开了革命群众的掩护，敌人联络迅速，随时可以调集部队赶来包围，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行动中需要过河，就必须控制渡口，派人到船夫中进行工作，否则渡口被切断，就会遭致损失。
　　敌人为了寻找我们，总结了三条经验：听响动，看烟火，跟脚迹。我们也随机应变，采取各种新的斗争方法。比如走路，由于敌人常在交通要口伏击，我们由大路改走小路，以后敌人改变到小路上设伏，小路也不能走了，就改走没有路的地方。特别注意消灭脚迹，踏过的草扶起来；在上山时反穿鞋子，扰乱痕迹，迷惑敌人，在溪水里走，不易露出痕迹，下雨就更好了。开始，还可以在偏僻处找些小房子住，以后敌人把小房子都放火烧了，我们就用竹子、杉树皮、茅草，搭成棚子。敌人到处搜山、烧山，草棚目标大，也不能住了，每人就发一把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就睡了。天晴就找古坟，坟前有石板，往石板上一躺，也是很好的住处。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也采取了多种办法。经济封锁给予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敌人并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就在这里。然而在并村时，我们的地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也并到大村据点里去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粮食、油盐和日用品出来支援我们。他们把东西放在鱼篓里，压在担子下，送到指定地点，我们派人在那里给钱。国民党军队来搜山时，逼着群众一起来，群众就把竹竿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盐。进了山，乘敌人不防备，一面把竹竿丢在山里，一面唱着山歌通知游击队。每到耕种季节，群众要回来耕田，也可以带些粮食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关系，深入据点去购买。留地是个大据点，敌人对这里不太注意，我们就住到离留地五里的山上，晚上就进去买一批粮菜油盐和鞋子、电池等。有时也利用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商人就愿冒险。另有一种“商人”，事实上是给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做生意的，虽然他们恨透了我们，但只要有大钱可赚，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很好的“采办员”。
　　再是靠打土豪劣绅解决。打土豪劣绅的主要意义是为了在政治上打下他们的气焰，使他们不敢对人民为非作歹。对于那些特别反动的坚决予以镇压，以便于发动群众。一般的则不杀，抓住以后，只要肯悔过，肯缴纳战争经费，仍然放他回家。较大的土豪，都和官僚军阀勾结在一起，或者本身就是官僚，都有武装。但多少只眼睛盯住他，总是有机会的。大庾有个大土豪郭德清，是全县的联防团总，敲诈勒索也是全县闻名的，我们多次下不了手。那次他刚回到池江墟野老婆那里，就有人赶来报告，我们手枪队连夜赶去捉了来。群众就反映：“共产党头上也有耳朵，郭德清好久不回来，刚一回来就捉去了。”郭德清的民愤太大，我们一连收到许多封几十人具名的控诉信，为了满足群众要求，我们把他枪毙了。大庾人民说：“杀了郭德清，等于打了一场太平醮。”在南雄邓坑，捉到个大土豪江碧山，就给我们送来了几十匹布，二三十支驳壳枪，大批西药和款子。土豪劣绅最爱惜金钱，然而他们明白自己有多大罪恶，更怕杀头，总是愿意罚款，愿意给我们代办“违禁品”。
　　此外，就是袭击军用汽车。虽然公路上到处是堡垒，然而堡垒之间总有空隙，只要依靠群众把情报弄确实，突然袭击总可得手。1925年9月7日，曾彪同志率领油山游击队在雄庾公路上，一下子就截获了三辆国民党的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我们又向司机进行了宣传教育，释放时又给了他们许多宣传品带回韶关。由于司机的辗转传说，弄得韶关满城风雨，到处都议论红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有些土豪竟吓得搬到广州去了。在缴获的汽车上，有一个土豪要回大庾，他以为有兵押送非常保险，花钱找门路才坐上了这个汽车，却被我们顺手牵羊弄了来。游击队员们诙谐地给这个土豪取了个诨名：“老霉子”。这个“老霉子”，以后给我们代购了不少布匹和胶鞋。
　　虽然这样，在“清剿”最紧张的时候，还是常常没有饭吃。在平时，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游击队员，都背五斤干粮，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准动，只有在最困难时才可食用。但是连续“清剿”，很少空隙，常常得不到补充。好在山是大山，可以充饥的东西很多，春天就挖竹笋，夏天摘野杨梅吃，冬天就找山果。如果能捉到些小鱼、虾子和石鸡，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游击根据地经过敌人严重的摧残，房屋烧毁，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在反复的斗争中，群众经历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积极支持游击队，使我们终于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胜利地度过了1935年。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绝大部分同志都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投入斗争。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被敌人吓倒了，叛变了。叛徒龚楚就是这样一个人。龚楚原为赣南军区参谋长，1935年底，他奉命带领红72团去湘南坚持斗争。就在这时候，他叛变了。因为交通不便，又没电台联系，油山、北山方面还不知道。1936年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就利用他来破坏我赣粤边游击根据地。龚楚知道陈毅等同志是在赣粤边特委，他领着反动派给他配备的三十多个人的卫队，假装成红军游击队来到了赣粤边。
　　当时，我们特委机关和陈毅等同志因油山情况紧张，都到了北山，重要的机关、仓库、修械所、被服厂等部在北山帽子峰一带。龚楚一帮匪徒顺着他原来走过的路来到了北山，碰到后防主任何长林。开始何长林不知道龚楚已叛变，加上两人原来相识，就把后方的很多情况都给暴露了。龚楚叫何长林召开干部会议，通知游击小队长也来参加，何长林没有请示特委就擅自召开干部会议。干部到后，龚楚所带的匪徒就把会场包围起来。他大放狂言说共产党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许多同志听到这里，肯定他是一个无耻的叛徒，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枪就打。但是在匪徒的火力封锁下，许多同志当场牺牲。只有一个游击小队长，他是有名的“ 猛张飞”，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裹住脚上的枪伤，从血泊中爬起来，拼命冲出了包围，滚下山坡。敌人射击了一阵，以为他已牺牲，没有追来。他在山林中跑了一气，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后来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一心要把这个消息赶快通知特委，好让特委转移。经过了两天两夜，在他几乎昏厥的时候，被我们交通站的同志发现，才抢救了他。这个游击小队长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可惜一时把他的姓名忘记了。
　　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何长林也随龚楚叛变了。这两个叛徒搞掉了我们的后方，仍然继续伪装着，准备把我特委机关一网打尽。可是，他们不知道特委机关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只是像盲人似的到处乱摸。一天，他们摸到我们住的山上，被我哨兵发现，哨兵看他们可疑，就朝坡下打了三枪，向山上发出警报。
　　当时，陈毅同志正在下象棋，听见三枪报警，急忙转移；我和陈丕显、李乐天同志以及两个警卫员也都来不及收拾东西，就赶忙散开，到第二天，我们才在预定的几个地点把特委的人联络上。大家分析情况，估计叛徒们怕我们山上实力雄厚，不敢上来，无可奈何地逃遁了。后来派人去原驻地侦察，果然一切原封未动。
　　但是，我们估计到敌人已发现了特委的所在，一定要对北山大肆“清剿”，便马上把北山的工作做了布置，把被打散了的五支小游击队加以整理配备好干部，然后带着交通站及一些后方机关向油山转移。
　　果然敌人在大、小路口以及高山要点上布下了层层岗哨，简直像一张罗网。我们在离大梅关四十里处隐蔽了两天三夜，估计敌人的麻痹情绪已经可以利用了，就按照已侦察好的情况，避开荒山小路，走上大路，从离敌人驻地两三里路的地方，出其不意地顺利通过了。
　　“ 北山事件”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在艰难的岁月里，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必须巩固和纯洁内部，要加强革命前途的教育，同时也要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才能经得起一切考验。陈毅同志最善于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说明中国革命的规律以及当前革命斗争的意义，启发群众的自觉，组织群众性的巩固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伟大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更困难的局面也还可能出现。我们在这座山上，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我们留下一点火星，也要烧遍万里江山，不要看这点力量小，这是新生的力量，它会发展壮大的。”特委还特地编写了形势任务的讲话材料、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提纲，印发给每个小游击队和每个工作人员。此外，我们又做了许多具体、严格的规定：不论什么人，没有一定的关系，任何人不能随便接头，而要提高警惕，注意考察，不能把他们带到后方，更不能为他们召开会议。这是从烈士们的鲜血中取得的沉痛教训。同时，我们号召所有的同志和叛徒作斗争。
　　与叛徒作斗争，这是整个游击战争中重要的任务之一。经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经常进行政治教育，说清道理，激发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大家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此外，纯洁组织也很重要。至于那些叛变了革命的，对我们威胁最大，因为他们了解情况，对这种人，一经侦察到，那是不能丝毫容情的。
　　（来源：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