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1月05日
坚持在湘赣边区（上）
1934年秋，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区不久，反动派对我边区的大规模进攻又开始了。李云杰、李抱冰、罗霖等三个师分驻在吉安、安福、遂川和泰和一线。莲花的保安10团，新喻、分宜的保安6团，萍乡的保安4团，也会同逃往赣州、吉安等城市的地主武装，从北从东向边区各县进行“扫荡”。湘赣边区到处都在流血，根据地被分割成十几小块。这时候，留在湘赣边区的部队有红5团和各区的独立团。省委同各独立团的联系被切断后，便带着我们红5团转移到武功山，领导着全边区的人民，继续进行斗争。
一开始，红5团仍然沿用了过去的一套斗争方法，每到一地，还是大张旗鼓地四处烧碉堡、打民团、斗恶霸、分粮食，搞得轰轰烈烈。这样大规模的行动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李抱冰连夜向武功山增兵。我们在虎头岭与敌人打了一仗。这一仗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营，但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却英勇牺牲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接着，熊式辉的主力对武功山发动了“围剿”。由于我军失去了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屡次失利，部队减员极大。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决定把独立3团归并红5团，并立即下山突围，向茶陵、攸县、莲花地区转移。
这个地区，敌人仍超过我们十余倍，战斗十分残酷而又频繁，往往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同志们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棍棒拼。但是，伤亡愈来愈大，情况严重极了。这时省委来了指示，命我们向湘南转移，去找方维夏和蔡会文同志联系。
想整理一下部队，没有时间；想让大家休息一下，敌人就跟在脚后。没有地图，没有向导，只凭着记忆和星斗的方位往前疾走。一天晚上我们刚刚跨上莲花到龙土的大路，走在前面的尖兵，又碰上了敌人。短兵相接，子弹已失去了作用，只得用刺刀、枪托和敌人全力搏斗。这时，大队的同志趁机攀上右侧的峭壁，居高临下支援大路上的战斗，才掩护了尖兵安全转移。当最后几个尖兵爬上山时，天快亮了。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很不利，不能久留，我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做好标记，又继续前进。
到了湘南没有立刻找到方维夏和蔡会文同志。我们的目标很大，敌人很快又发现了我们。他们把我们的活动地区团团围住，白天黑夜地连续搜山。一连串的失利，使我们懂得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隐蔽斗争的重要。于是，我们白天躲在深山里，晚上就出敌不意来个突然袭击。
然而，在这崇山峻岭中，远离人民群众，吃饭成了大问题。饥饿像绊脚链一样缠住了我们。休息的时候，大家倚着岩石、靠着大树就睡着了。人人眼窝深陷，脸色惨白，有的呼吸微弱，甚至停止了呼吸。
处境十分艰难，又找不到方维夏同志，而敌人的“围剿”日甚一日，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地区。为了减小目标，这次我们分散行动，由我带一百来人向老根据地转移。
快进老根据地的时候，路上常发现反动派张贴的标语。有一天，小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份反动派的报纸，还有几张油印传单，气鼓鼓地在我面前一丢。我打开报纸，首先看到的就是“共党省委书记陈洪时弃暗投明”的大标题。油印传单写的是：“你们在山上没有出路，不投降就会饿死……”署名的是“招募专员陈洪时”。
好个无耻的家伙，以前没有看透，你竟是个大叛徒。
为了把陈洪时叛变的消息很快告诉省委，为了能很快找到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谭余保同志，我们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几天以后，我们来到了甘子山，在山脚下仅有两三户人家的村舍休息。这时，有一个农家姑娘匆匆走来，像有什么急事要办。为了尽快找到谭主席，我顾不得可能发生的事，走过去拦住她，悄声问道：“姑娘，请问你这儿有红军吗？”
“红军？”姑娘露了“红军”二字，却又改了口气，“这可不知道。”
听她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我就把话题扯开了，问：“你是本地人吧？”
“ 不是！你们是哪里来的啊？”姑娘反问道。
“ 我们？唔！你别怕，我们知道，这里没有白军！”
姑娘有些沉不住气了，说了声：“谁管这些！”就迈开步子走了。
看模样，听话语，不是个外人。她走了之后，就有人说：“一定是自己人，追上她，叫她带我们去见谭主席。”我说：“没关系，一会她就会转回来的。”
没多久，一个挑着柴的老乡过来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坚持在这里的县委书记。他认出是我，叫了一声：“老段！”就说不出话来了。同志们也都围拢来，不知说什么好。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我们找到家了！”是啊，找到了党组织，我们这三四十人就像失散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样。
县委书记带着我们上了山，山上的人都涌了过来，和我们拥抱着，欢呼着。在山下和我们见过面的那位姑娘也在这里。县委书记把我们从湘南打回来找省委的事说了一下，然后把山上的几个同志向我们做了介绍。当介绍到那个姑娘的时候，她却不好意思起来。我忙说：“我们早认识了！——她还是我们的引路人哩！”她急忙带着歉意地说：“我看出你们不像坏人，不过——刚才真对不起！”
斗争教育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除了对这个叫发姑的姑娘衷心称道之外，怎会有责备之心呢。我说：“发姑同志，你做得对，应该检讨的是我们！”
当天晚上，县委书记就带着我们去找省委了。
我们在莲花和攸县交界的棋盘山上的一个草棚里，找到了省委，找到了谭余保同志。当时，如果不是县委书记先叫了一声谭主席，我真不能一下认出他来。他穿着一件补丁加补丁的小褂，脸上没有血色，两眼深深地凹了进去，头发长得很长。他见到了我，连忙停止了工作，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上下端详着，好久，才说出一句话：“你们辛苦了！”
接着就举行会议。我把湖南的情况和沿路寻找省委碰到的事汇报了一下，把带来的一百五十块现大洋如数交给了谭主席。谭主席说革命不会失败的，总有一天会胜利！虽然陈洪时叛变了，但是湘赣的革命红旗决不会倒，你们几十个人能从湘南胜利地返回来，就是证明。这时已是1935年的7月，为了团结内部，制定未来的斗争策略，省委千方百计把坚持在周围各游击区的四十几个干部召集到棋盘山上开会。当谭余保同志讲到陈洪时的叛变经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痛斥叛徒的声音。那时候，我真想请求谭主席，让我带几个人打到吉安去，找这个叛徒。谭余保同志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湘赣边区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建立的根据地，走了陈洪时，带不走老百姓的心，竖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
“ 不会倒！”“永远不会倒！”我们一齐坚定地回答。
陈洪时叛变以后，反动派借此大肆宣传，以图瓦解我们的斗志，同时也加强了搜山、“清剿”活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肃清陈洪时叛变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斗争。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一开始，红5团仍然沿用了过去的一套斗争方法，每到一地，还是大张旗鼓地四处烧碉堡、打民团、斗恶霸、分粮食，搞得轰轰烈烈。这样大规模的行动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李抱冰连夜向武功山增兵。我们在虎头岭与敌人打了一仗。这一仗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营，但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却英勇牺牲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接着，熊式辉的主力对武功山发动了“围剿”。由于我军失去了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屡次失利，部队减员极大。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决定把独立3团归并红5团，并立即下山突围，向茶陵、攸县、莲花地区转移。
这个地区，敌人仍超过我们十余倍，战斗十分残酷而又频繁，往往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同志们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棍棒拼。但是，伤亡愈来愈大，情况严重极了。这时省委来了指示，命我们向湘南转移，去找方维夏和蔡会文同志联系。
想整理一下部队，没有时间；想让大家休息一下，敌人就跟在脚后。没有地图，没有向导，只凭着记忆和星斗的方位往前疾走。一天晚上我们刚刚跨上莲花到龙土的大路，走在前面的尖兵，又碰上了敌人。短兵相接，子弹已失去了作用，只得用刺刀、枪托和敌人全力搏斗。这时，大队的同志趁机攀上右侧的峭壁，居高临下支援大路上的战斗，才掩护了尖兵安全转移。当最后几个尖兵爬上山时，天快亮了。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很不利，不能久留，我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做好标记，又继续前进。
到了湘南没有立刻找到方维夏和蔡会文同志。我们的目标很大，敌人很快又发现了我们。他们把我们的活动地区团团围住，白天黑夜地连续搜山。一连串的失利，使我们懂得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隐蔽斗争的重要。于是，我们白天躲在深山里，晚上就出敌不意来个突然袭击。
然而，在这崇山峻岭中，远离人民群众，吃饭成了大问题。饥饿像绊脚链一样缠住了我们。休息的时候，大家倚着岩石、靠着大树就睡着了。人人眼窝深陷，脸色惨白，有的呼吸微弱，甚至停止了呼吸。
处境十分艰难，又找不到方维夏同志，而敌人的“围剿”日甚一日，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地区。为了减小目标，这次我们分散行动，由我带一百来人向老根据地转移。
快进老根据地的时候，路上常发现反动派张贴的标语。有一天，小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份反动派的报纸，还有几张油印传单，气鼓鼓地在我面前一丢。我打开报纸，首先看到的就是“共党省委书记陈洪时弃暗投明”的大标题。油印传单写的是：“你们在山上没有出路，不投降就会饿死……”署名的是“招募专员陈洪时”。
好个无耻的家伙，以前没有看透，你竟是个大叛徒。
为了把陈洪时叛变的消息很快告诉省委，为了能很快找到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谭余保同志，我们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几天以后，我们来到了甘子山，在山脚下仅有两三户人家的村舍休息。这时，有一个农家姑娘匆匆走来，像有什么急事要办。为了尽快找到谭主席，我顾不得可能发生的事，走过去拦住她，悄声问道：“姑娘，请问你这儿有红军吗？”
“红军？”姑娘露了“红军”二字，却又改了口气，“这可不知道。”
听她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我就把话题扯开了，问：“你是本地人吧？”
“ 不是！你们是哪里来的啊？”姑娘反问道。
“ 我们？唔！你别怕，我们知道，这里没有白军！”
姑娘有些沉不住气了，说了声：“谁管这些！”就迈开步子走了。
看模样，听话语，不是个外人。她走了之后，就有人说：“一定是自己人，追上她，叫她带我们去见谭主席。”我说：“没关系，一会她就会转回来的。”
没多久，一个挑着柴的老乡过来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坚持在这里的县委书记。他认出是我，叫了一声：“老段！”就说不出话来了。同志们也都围拢来，不知说什么好。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我们找到家了！”是啊，找到了党组织，我们这三四十人就像失散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样。
县委书记带着我们上了山，山上的人都涌了过来，和我们拥抱着，欢呼着。在山下和我们见过面的那位姑娘也在这里。县委书记把我们从湘南打回来找省委的事说了一下，然后把山上的几个同志向我们做了介绍。当介绍到那个姑娘的时候，她却不好意思起来。我忙说：“我们早认识了！——她还是我们的引路人哩！”她急忙带着歉意地说：“我看出你们不像坏人，不过——刚才真对不起！”
斗争教育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除了对这个叫发姑的姑娘衷心称道之外，怎会有责备之心呢。我说：“发姑同志，你做得对，应该检讨的是我们！”
当天晚上，县委书记就带着我们去找省委了。
我们在莲花和攸县交界的棋盘山上的一个草棚里，找到了省委，找到了谭余保同志。当时，如果不是县委书记先叫了一声谭主席，我真不能一下认出他来。他穿着一件补丁加补丁的小褂，脸上没有血色，两眼深深地凹了进去，头发长得很长。他见到了我，连忙停止了工作，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上下端详着，好久，才说出一句话：“你们辛苦了！”
接着就举行会议。我把湖南的情况和沿路寻找省委碰到的事汇报了一下，把带来的一百五十块现大洋如数交给了谭主席。谭主席说革命不会失败的，总有一天会胜利！虽然陈洪时叛变了，但是湘赣的革命红旗决不会倒，你们几十个人能从湘南胜利地返回来，就是证明。这时已是1935年的7月，为了团结内部，制定未来的斗争策略，省委千方百计把坚持在周围各游击区的四十几个干部召集到棋盘山上开会。当谭余保同志讲到陈洪时的叛变经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痛斥叛徒的声音。那时候，我真想请求谭主席，让我带几个人打到吉安去，找这个叛徒。谭余保同志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湘赣边区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建立的根据地，走了陈洪时，带不走老百姓的心，竖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
“ 不会倒！”“永远不会倒！”我们一齐坚定地回答。
陈洪时叛变以后，反动派借此大肆宣传，以图瓦解我们的斗志，同时也加强了搜山、“清剿”活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肃清陈洪时叛变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斗争。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