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西进陕西后，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红色政权大部被摧毁，仅剩下赤城、赤南、六安六区、鄂东北部分山区等四小块根据地。这四小块根据地的机关、部队、人民群众加起来，总共不过两三千人。由于敌人不断地摧残，实行“血洗政策”，根据地一片荒凉，有些山林，被敌人砍伐一光，鸟无栖息之所，人无隐蔽之地。
　　当时蒋匪用来“清剿”这四小块根据地的兵力，有中央军13师、11路的两个多师，25路的22师，东北军的5个师和19个地方保安团队，不下15万人。
　　为了坚持鄂豫皖的斗争，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跳到外线作战和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1934年11月，鄂东道委陈守信同志指示徐国顺和我率10余个红军战士，成立一个便衣队，深入到平汉路东的白区——林山地区活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带山区站住脚后，秘密发动群众，为红军扩充兵员，掩护伤员，提供物资装备和敌情，并为建立红色政权创造条件。
　　初到这一带，我们白天住在山上树林里，夜里悄悄下山，到山边小村去找最穷的人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各种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的罪恶。
　　林山下黄家冲有个姓黄的老人，初见我们时，吓得神色惶然，不敢接近。经过我们的宣传，加上我们说话和气，纪律严明，他们的疑惧很快便打消了。我们第三次去时，他的全家已显得无拘无束，黄大爷的儿子黄毛头（十四五岁），还要我们的小克和吴战行同志唱歌。唱歌是红军的宣传方法之一，因此，小克和吴战行同志便随口唱起了根据地的流行歌曲《农民苦》:
　　穷人真正苦，衣破无布补，
　　忍饥挨饿说不出的苦，瘦得皮包骨！
　　歌声吸引了黄毛头，也吸引了黄毛头的父母，两位老人要求再唱下去。于是小克又独自唱道：
　　老娘得了病，睡在床上哼，
　　无钱请医生，打个鸡蛋定娘心，
　　胜如吃人参… …
　　没等小克唱完，黄大娘叹了一口气，说：“我娘生病时，连个鸡蛋也吃不上哩！”
　　以后，我们再来黄家时，他们总要拉着小克唱歌。越唱越贴心，我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
　　过年前几天，黄大娘约我们除夕晚上到她家里去吃饭。我们不愿增加他们的负担，因此没有去。部队仍是露宿在北风凛冽的树林里。雪花在我们身旁飞舞着，山下传来一阵阵爆竹声。这时，13岁的小克忍不住了：“指导员，今晚为啥不到黄大娘家去，不是早说好了吗？”没等我回答，徐路军冷得打着哆嗦说：“人家老乡过年，我们去像什么话？”我又补充说：“对，老乡们买点东西不容易，咱不能打扰人家。”小克再也不说话了，又重新回到大石头旁边避着风雪，独自哼着根据地的歌曲。
　　年初二夜里，我们料想群众的年已过完了，才分组下山去。当我们出现在黄大娘的门口时，黄大娘硬把我们拉到她屋里去，并责备我们为啥不到她家去过年。
　　这夜，我们又在黄家谈到半夜。黄大爷问我：“黄同志，你们不是说打富救贫吗？到底哪天打呀？”
　　黄大爷的话，使我深思起来。是的，光向群众宣传红军好，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要想进一步发动群众，是不可能的！
　　当夜回到山上，徐国顺同志告诉我，他也听到类似的反映。我们研究后，决定立刻行动，打几个土豪，分粮给群众。
　　一天夜里，我们把黄大爷和几十个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挑着箩筐，跟在便衣队后面，向一个大土豪家走去。离土豪家还有二里路时，为了不使老乡暴露，我们叫老乡们在山脚边隐蔽，便衣队继续前进。
　　躲过了大庄上的民团，我们闯进了地主的院子，把男女老少都押到一间小屋里。徐路军端着枪站在门口，我扭亮了电筒照着他们说：“我们是红军，来向你们征粮的，不伤害你们。”
　　那个地主跪在地上直作揖。这时，徐国顺他们已经找到了谷仓，迅速装起担子来，挑起就走。
　　刚走出院，狗咬起来了。我们就在村里边走边喊：“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打富救贫的！”民团被红军的声威吓坏了，再加上不摸我们的底细，连枪都没敢放。
　　出了村，没走多远，就和几十个老乡汇合了。原来他们是来迎接我们的。我们一面往回走，一面把谷子分给了老乡。
　　以后，我们又打了几次土豪。基本群众看到红军真为穷人出力，对我们的态度更亲近了。一位老人说：“红军是条龙，它一来，雨水就好了。将来天下一定是红军的。”我们到老乡家里去，老乡们自动给我们放哨，监视杜集、柳林方向。国民党军和民团一动，我们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群众越来越多地靠拢我们。不久，我们便秘密组织了许多农民小组。黄大爷就在这时当选了农民小组组长。
　　农民小组成立以后，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掩护红军的伤员，送自己子弟参军，用亲连亲、友连友的办法秘密宣传红色政权的好处，我们的脚跟站得更稳了。
　　有一次，红28军的余营长负了伤，不能跟部队转移，上级要我们想法把他安插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把他抬到农民小组组员张老汉家里。这里离柳林的民团不到五里路，但张老汉很有把握地对我说：“藏在后山草棚里，保险没事。”一住两个月，余营长伤愈归队了，民团仍不知道这件事。以后，红28军就常把伤员送到我们这里养伤，依靠农民小组的掩护，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失。
　　一天，罗（山）陂（黄陂）孝（感）特委会送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设法购买药品，还附来一张药单子。药品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东西，敌人封锁得那么紧，到哪里去买呢？徐国顺和我研究后，认为只有到南面鸡公山去买。
　　鸡公山，位于鄂、豫两省交界，是有名的风景区。山上红楼绿窗，街道宽阔，市面非常繁荣。街里住了不少外国人，并有国民党精锐部队把守着。我们便衣队员要上山去，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便找农民小组长老周商量。他一听，摇了摇头说：“这么多的钱，叫敌人查到不得了。再说买西药，怎么带回来呢？”
　　“鸡公山上都是些什么人来往？”我问他。
　　“都是些戴礼帽、拄手杖的富人。”
　　“这样吧，我们替你弄礼帽、眼镜、手杖，再弄套绸子衣服穿上，装作一个大商人。敌人问起来，你就说是从信阳来做生意的。你看怎么样？”
　　“这么办倒不错，我就怕装不像。”
　　第二天，老周扮成了大商人，拄着手杖，上了鸡公山。
　　我们都非常担心，怕他装得不像露出破绽。黄昏的时候，他提着一大袋西药回来了。我高兴地抓住他的手问：“老周，药没买错吧？”
　　他笑笑说，“什么‘鸭屎屁腚’，我叫都叫不出名字来。药店里的人问我买什么，我说照条子上开的买！我也不知道错不错。”
　　说着，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隔不多久，柳林附近的农民小组长老胡差人送来一个情报，说黄家湾车站的1营敌人换防到信阳，新部队明天才能开来，眼下柳林的民团都住到黄家湾车站去了。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烧掉柳林民团的碉堡，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
　　傍晚，我们下山和十几个农民小组取得了联系，四五十个农民也要求参加。我们把人组织起来，半夜就出发了。到柳林附近一看，果然几十个碉堡里没有一点火光，以往，每夜都是灯火通宵不熄。我们便衣队员放出警戒，监视着车站上的民团，农民小组的人抱着柴火，见碉堡就烧。一眨眼的工夫，柳林四周大火冲天。民团守在车站碉堡里，虽离柳林只有一二里路，但不敢出来，只是向外胡乱放枪。烧完碉堡，我们又逼近车站，冲进一个碉堡，缴了几支步枪和一台油印化，一架电话机，撇下大批传单，然后便悄然撤走了。
　　天亮后，柳林老百姓纷纷传说：“红军四五百人，打了柳林、黄家湾车站啦！”
　　经过这次锻炼，群众对便衣队更加信赖了，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给便衣队，叫便衣队送到红军去。黄大爷的黄毛头也来参军了。我们分批把参军的青年送到独立团和罗陂孝特委的医院去工作。
　　最叫人兴奋的是农民小组长老周、老胡自动来请示，要组织小股便衣队。丁队长（徐国顺队长已调走）很高兴地说：“行，不过要注意隐蔽，要不，我们的工作会遭敌人破坏的。”在我们的具体帮助下，两个小股便衣队很快就诞生了，林山南北又增加了两支人民的武装。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