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1月13日
在敌人的心脏（下）
群众闹得这样红，惹起了联保主任周干贵的恐惧。他一再要求国民党派兵来保卫他的老窝——周扩埂。国民党真的答应了他的请求。周干贵把周扩埂后山上的大庙修饰得干干净净，准备当兵营。可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到，我们就放了一把大火，把大庙烧了个一干二净。周干贵在我们和群众的打击下。只得逃进黄家湾车站，既不敢收捐税，又不敢回老窝。一些中小地主、保甲长，见周干贵都奈何我们不得，而我们又不杀害他们，也都采取中立态度。
林山地区，明里还有保甲制度，但实际上已变成我们控制的地区了。我们可以大白天带着枪，安全地通行在山边的小村庄之间，如遇雨天，还可在村里住下。
次年春天，由于我们的争取和宣传，黄家湾车站的东北军新5师一个排长，领着全排，带着我们的传单，跑到林山大庙找老和尚，说是哗变出来找红军的。和尚立即给我们送了信，我们配合特务队，把这些人接了过来。那排长把传单交给我，问：“官长，这是不是你们撒的？”
我看了看褪了色的传单，上写着：“白军兄弟们，你们把枪背过来吧，愿干红军的就干，不愿干的可以回家看看你的父母妻儿……”是呀，这标语是我们撒的。那排长又说：“我们受不了官长的压迫，听老百姓说你们四五百人打柳林，又看到你们的传单，因此我们决心哗变出来。”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暗自发笑。我们何止四五百人！不过不是部队，而是秘密的农民小组。
1936年秋，接罗陂孝特委会指示，要我们便衣队到平汉路西许家冲一带山区活动。开头几个月，也是做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给农民。为了防止地主向农民报复，我们把张庄土豪的粮分给李店的农民，但是这样分粮路远，农民怕路上遇到敌人，不敢来领。后来，我们研究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去找施鼻子沟的施大爷商量。
施大爷的东家姓杨，住在畈上。他每年要给东家缴3担租子。找见了他，我说：“施大爷，我给你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着我们红军路过这里，吃了你东家3担粮，这3担粮不许你东家再向你要。你敢把这张条子送去吗？”
施大爷接过条子，犹豫地看着，半晌才说：“我去试试看。”
我又教了施大爷一些办法，他便拿着条子去找到了姓杨的地主。地主看了条子，大发雷霆说：“好，你们在山里通共！”施大爷装得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咳，穷人有什么法子，离开山到平畈来，也没有地种。说我通共，那是冤枉，是共产党来找我们的。要是不信，你自己到山里和红军说去吧。”
地主一听这话，便改了口气说：“红军提没提我的租子？他们以后是不是要全部把我的租子拿去！”
施大爷说：“红军说，他们要吃一半，还有一半仍交给你。如果你不答应，他们就要来捉你。”
地主听说还给他留下一半租子，急忙说：“那一半租子你可不能少给我一粒！”施大爷一口答应：“只要红军不拿，当然不会少。”
施大爷从杨家岗回来，和我一谈，我高兴极了，说：“施大爷，就这样和地主斗吧。”施大爷这才开朗地笑起来。
这个方法试验成功了，我们就普遍采用。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发展得比在林山地区时还要快得多，大半年时间，农民小组普遍地建立起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又感到，除了坚决依靠基本群众之外，还应该设法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这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当地有个黄保长，不是地主，平时也并不怎么反动。一天，他的儿子被土匪绑架绑到山上去了。我们获讯以后，救下了他的儿子，并送还给他。黄保长感激不尽，要给我们钱，以示酬谢。我们说：“你不是地主，自种自吃，因此我们不收你的钱，只要求你今后能多为红军办点事。”黄保长一口应承了。
有一天夜里，我带着便衣队员胡少卿、张永清，到黄家湾黄保长家里去。和他商量怎样和杨家岗民团作斗争的事情。我们一踏进黄保长的门，见屋里桌上点着盏灯，围桌坐着五个人，正在吃茶，黄保长站在一旁说着奉承话。我一进屋，黄保长就偷着向我歪了歪嘴巴。我一看这五个人都穿的便衣，但露着军衣领子，就知道这一定是白狗子，掏枪已来不及了。情急智生，我便厉声喝问：“你们五个红军从哪里来？”
那五个人疑惑地望了望我们。一会一个大个子向我翻了翻眼说：“你们是哪里来的？”
“ 我们是小河来的，查户口。”我说。小河是联保主任傅文风住的地方，傅文风常派民团来查户口。
那个大个子说：“你们查户口有什么证件？”
“ 岂有此理，你倒问起我来了！”我转脸对胡少卿叫道：“老二！”
胡少卿趁势拔出了枪。黄保长带笑地对大个子说：“他们是傅主任的人，常来查户口。”
那大个子赔笑说：“那对不起，别误会，我们是住在杨家岗的国军。”
“有什么证件？”
“ 证件没带，你不信可问黄保长。”
不等黄保长说，我又继续对那个大个子说：“你们既然不是红军，不要怕，一道到傅主任那里去，等傅主任证明你们确是杨家岗的就放你们回去！拿绳子来！”
黄保长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拿了几根麻绳来。我们把那五个家伙绑起来，枪也下了，命令他们跟我们走。走出黄家湾，就直奔东山。那大个子怀疑地问：“傅主任不是在北边吗？”
“我们要到山上查户口去！”这时我的枪早已张开了大机头。
到了山上，我们详细盘问了他们。原来杨家岗敌人听说这一带山上红军游击队很活跃，派他们来打听情况的。如果是一般敌军士兵，我们可以释放，但这五个家伙是敌探，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不仅会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告诉敌人，黄保长的性命也难保住，因此我们没有释放他们。
以后几天，杨家岗的敌人连续派部队出来搜查，打听这五个人是怎样“失踪”的。老百姓都传说：“这五个人是国军抓走的。”敌人虽然不相信，可也无可奈何。
从1934年11月到1937年10月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在林山、应山地区，建立了500多个农民小组，扩充了四五百名新兵，成立了若干个小便衣队。此外，还为红军安插、医治了不少伤员，为罗陂孝特委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医药用品。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我们也发展壮大起来。我们先后缴到四五百支枪，瓦解了1000多土匪，而我们却无一伤亡。
艰难的游击战争岁月结束了。1937年10月，我们便衣队奉命来到鄂豫皖边区首府——七里坪，听候整编，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林山地区，明里还有保甲制度，但实际上已变成我们控制的地区了。我们可以大白天带着枪，安全地通行在山边的小村庄之间，如遇雨天，还可在村里住下。
次年春天，由于我们的争取和宣传，黄家湾车站的东北军新5师一个排长，领着全排，带着我们的传单，跑到林山大庙找老和尚，说是哗变出来找红军的。和尚立即给我们送了信，我们配合特务队，把这些人接了过来。那排长把传单交给我，问：“官长，这是不是你们撒的？”
我看了看褪了色的传单，上写着：“白军兄弟们，你们把枪背过来吧，愿干红军的就干，不愿干的可以回家看看你的父母妻儿……”是呀，这标语是我们撒的。那排长又说：“我们受不了官长的压迫，听老百姓说你们四五百人打柳林，又看到你们的传单，因此我们决心哗变出来。”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暗自发笑。我们何止四五百人！不过不是部队，而是秘密的农民小组。
1936年秋，接罗陂孝特委会指示，要我们便衣队到平汉路西许家冲一带山区活动。开头几个月，也是做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给农民。为了防止地主向农民报复，我们把张庄土豪的粮分给李店的农民，但是这样分粮路远，农民怕路上遇到敌人，不敢来领。后来，我们研究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去找施鼻子沟的施大爷商量。
施大爷的东家姓杨，住在畈上。他每年要给东家缴3担租子。找见了他，我说：“施大爷，我给你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着我们红军路过这里，吃了你东家3担粮，这3担粮不许你东家再向你要。你敢把这张条子送去吗？”
施大爷接过条子，犹豫地看着，半晌才说：“我去试试看。”
我又教了施大爷一些办法，他便拿着条子去找到了姓杨的地主。地主看了条子，大发雷霆说：“好，你们在山里通共！”施大爷装得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咳，穷人有什么法子，离开山到平畈来，也没有地种。说我通共，那是冤枉，是共产党来找我们的。要是不信，你自己到山里和红军说去吧。”
地主一听这话，便改了口气说：“红军提没提我的租子？他们以后是不是要全部把我的租子拿去！”
施大爷说：“红军说，他们要吃一半，还有一半仍交给你。如果你不答应，他们就要来捉你。”
地主听说还给他留下一半租子，急忙说：“那一半租子你可不能少给我一粒！”施大爷一口答应：“只要红军不拿，当然不会少。”
施大爷从杨家岗回来，和我一谈，我高兴极了，说：“施大爷，就这样和地主斗吧。”施大爷这才开朗地笑起来。
这个方法试验成功了，我们就普遍采用。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发展得比在林山地区时还要快得多，大半年时间，农民小组普遍地建立起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又感到，除了坚决依靠基本群众之外，还应该设法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这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当地有个黄保长，不是地主，平时也并不怎么反动。一天，他的儿子被土匪绑架绑到山上去了。我们获讯以后，救下了他的儿子，并送还给他。黄保长感激不尽，要给我们钱，以示酬谢。我们说：“你不是地主，自种自吃，因此我们不收你的钱，只要求你今后能多为红军办点事。”黄保长一口应承了。
有一天夜里，我带着便衣队员胡少卿、张永清，到黄家湾黄保长家里去。和他商量怎样和杨家岗民团作斗争的事情。我们一踏进黄保长的门，见屋里桌上点着盏灯，围桌坐着五个人，正在吃茶，黄保长站在一旁说着奉承话。我一进屋，黄保长就偷着向我歪了歪嘴巴。我一看这五个人都穿的便衣，但露着军衣领子，就知道这一定是白狗子，掏枪已来不及了。情急智生，我便厉声喝问：“你们五个红军从哪里来？”
那五个人疑惑地望了望我们。一会一个大个子向我翻了翻眼说：“你们是哪里来的？”
“ 我们是小河来的，查户口。”我说。小河是联保主任傅文风住的地方，傅文风常派民团来查户口。
那个大个子说：“你们查户口有什么证件？”
“ 岂有此理，你倒问起我来了！”我转脸对胡少卿叫道：“老二！”
胡少卿趁势拔出了枪。黄保长带笑地对大个子说：“他们是傅主任的人，常来查户口。”
那大个子赔笑说：“那对不起，别误会，我们是住在杨家岗的国军。”
“有什么证件？”
“ 证件没带，你不信可问黄保长。”
不等黄保长说，我又继续对那个大个子说：“你们既然不是红军，不要怕，一道到傅主任那里去，等傅主任证明你们确是杨家岗的就放你们回去！拿绳子来！”
黄保长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拿了几根麻绳来。我们把那五个家伙绑起来，枪也下了，命令他们跟我们走。走出黄家湾，就直奔东山。那大个子怀疑地问：“傅主任不是在北边吗？”
“我们要到山上查户口去！”这时我的枪早已张开了大机头。
到了山上，我们详细盘问了他们。原来杨家岗敌人听说这一带山上红军游击队很活跃，派他们来打听情况的。如果是一般敌军士兵，我们可以释放，但这五个家伙是敌探，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不仅会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告诉敌人，黄保长的性命也难保住，因此我们没有释放他们。
以后几天，杨家岗的敌人连续派部队出来搜查，打听这五个人是怎样“失踪”的。老百姓都传说：“这五个人是国军抓走的。”敌人虽然不相信，可也无可奈何。
从1934年11月到1937年10月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在林山、应山地区，建立了500多个农民小组，扩充了四五百名新兵，成立了若干个小便衣队。此外，还为红军安插、医治了不少伤员，为罗陂孝特委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医药用品。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我们也发展壮大起来。我们先后缴到四五百支枪，瓦解了1000多土匪，而我们却无一伤亡。
艰难的游击战争岁月结束了。1937年10月，我们便衣队奉命来到鄂豫皖边区首府——七里坪，听候整编，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