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秋天，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经进行一年了。在这革命根据地的四周，战争正激烈地继续着。在中心地区，在瑞金，情况也逐渐紧张起来。尽管中央机关仍照常工作，群众的生产与支援前线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机关与学校的“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仍热烈地坚持着，帮助红军家属们种地。但是，渐渐地敌人飞机的活动在根据地内部增多了，中央党校的学生开始到树林里面去隐蔽，以便坚持学习。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如机关与群众都缺盐吃，红军从前线送些盐回来，有如至宝。总之，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渐缩小了，战火越来越逼近中心区了。
　　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背叛革命以来，坚持反革命内战方针，从1930年底到1933年初，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这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之下，被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不甘心于多次惨败，变得更加疯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入国土，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胡说什么“ 攘外必先安内”，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从1933年秋季开始部署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这回他孤注一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搜罗了50万以上的兵力，还请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将军塞克特来出谋划策，采取了步步为营、用层层碉堡围困根据地的方针，并对根据地周围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饿死根据地的军民。
　　自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在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剥夺了毛泽东中央苏区党的领导职务。接着，他们又在1932年10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毛泽东离开红军，专做政府工作。“左”倾错误的领导，使白区党的工作遭受严重挫折，1933年初迁入了中央苏区后，又进一步地在中央苏区推行他们的“左”倾错误，并且把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即高谈阔论，说什么这次的斗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他们高喊“ 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寸土”。总之，他们把外国经验神圣化，从教条主义的军事观点出发，要打一场“正规战”。
　　当时，前线上的红军指战员是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的。他们经过了过去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总是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如高虎瑙战斗，我军在广阔的战线上，英勇地同国民党二十个师的强敌打阵地防御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前，战士们用轻武器，土造手榴弹，打得敌人尸横遍野，狼狈撤退，我们伤亡也很大，有的连队只剩下短短的一行，而指战员个个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他们每一个人都深刻了解，他们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战斗，这个目标是一定要达到的。
　　后方军民也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个战斗的口号下，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一次扩大红军运动，就扩大了红军八万人。赤卫军与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担架队直接配合前线作战，昼夜不停。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们搞好生产。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红军的粮食与其他物质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卫后方安全。各种后方工作，在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做得极其出色。许多从其他苏区来的同志，根据亲身的感受，盛赞这真是模范的后方工作。
　　虽然我们具有这许多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统治，我们没能取得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一年之内，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了。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抽干池水，捉尽活鱼。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王明错误的执行者还在高喊“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但下边的干部面对现实，渐渐不安起来，同志们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同志来，但是他连六届五中全会都未能出席，被剥夺了发言权，并且正背着所谓“游击主义”与“富农路线”的“罪名”。
　　有的人暗地里嘀咕说“该行动了”，干部中越来越频繁地谈起“行动”来了，当然不敢公开议论。秋风吹到五岭的时候，渐渐有家属从机关挑着担子回本村来，她们说，“他要走了。”不久，中央组织部开始到有关单位找干部谈话，制订干部名册。有的干部陆续被调走了，病员从中央医院回本单位了。干部们相遇的时候，互相问答：
　　“你走吗？”
　　“走嘛！”或者说“还不一定。”
　　“ 中央机关何老留下来了，据说是因为身体不行。”
　　“ 董老调卫生部当政治部主任了，当然走了。徐老也到卫生部了，给他准备了一匹马，不过还没找到饲养员。”
　　“ 毛泽覃不走了，贺懿跟他一块坚持工作。”
　　“当然了。是同志嫂嘛。”
　　“宣传部的老廖也留下来了。”
　　“ 我因为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走了，不过暂时编在休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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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