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旬，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了。出发的日期，我的印象是10月10日，正是“双十节”。在此同时，驻扎在江西雩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的红军部队，也先后分别出动。所以这些地方和瑞金一样，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长征开始的时间，则应从军委总部出发的日子算起。
　　出发以后，李德等人指挥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方式，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从两翼掩护，五军团为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的中央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3000多副。真是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边打边走。这样好容易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部队处处挨打，损伤惨重。大的笨重东西都没有办法带了，为了行军和作战便利，只好把千辛万苦从苏区搬来的机器等笨重东西往山沟里扔。渡湘江时，连电台的发电蓄电池和X光机、印刷机和几门小山炮等等，都忍痛埋掉了。有的运输员来的时候思想上就是不大通的，这时就把东西一扔自动跑回家去了。加上战斗减员，部队很快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过湘江以后只剩了3万多人。
　　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段时期，只听到从各个纵队来的报告，说部队不断减员，特别是中央纵队不断来报告说，人都散了，机器都丢了。李德面对这种情况，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那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狼狈相，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反而迁怒于人。当时有两个部队，一个是周昆当军团长的八军团，一个是周子昆当师长的34师，由于部队中大多是新编入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被打散拖垮了。到遵义以前，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时，李德还掌着权，他把34师师长周子昆找来，将他痛骂了一顿，训斥他带的什么兵，把部队给带垮了，却把老婆带在身边。实际情况是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同志，红军长征时本来让她留在苏区，她不愿留下，自己拼着命跟部队走，丈夫又顾不了她，吃了许多苦。可是李德却为此大训她的丈夫周子昆，还命令警卫班马上把他绑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这个期间，我们每日接触李德，不断领教他专横粗暴的作风，心情很不愉快。有一次，我对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事实也是如此，他经常训斥甚至辱骂干部，很不讲理。上至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下到我们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他几乎没有一个瞧得起的。有一回，他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我为了给双方打圆场，故意不给他照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刘伯承同志自己懂俄语，事后，他对我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有翻译。”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部队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而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去。如果再往北，就有全军覆灭之灾。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毛主席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部队就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开始，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这已经是毛泽东的思想在起作用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