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博古等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虽经一年的艰苦斗争，但终于在1934年10月失败而被迫长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在军事路线上，反对积极防御，实行消极防御。反“围剿”开始时，搞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遇到挫折后，搞保守主义，分兵把守，打阵地战；被迫作战略转移时，又搞逃跑主义的大搬家。这是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根据地的最大恶果。
　　当中央红军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各路敌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全面进攻，形势已对我十分不利。红军在内线破敌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1934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传达后我又回到瑞金。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我回到瑞金后，开始进行长征的编队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他们都经历过多次的战斗。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走，也只好坐担架。在长征路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交换意见。那时毛泽东不管事，管事的是博古、洛甫、恩来。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中央任命我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纵队的编组工作，邓发花的力量大，我花的力量小。遵义会议后，红三军团的一位团长牺牲了，张宗逊被调往红三军团任团长，第二纵队参谋长由邵式平接任。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也在第二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部有四个女同志随军行动，他们是蔡畅、陈惠清（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阿金（金维映）。司令部下面还有几个单位：一、干部团或干部连（也叫工作队），约有100多人，李坚真是指导员。这个干部团不是打仗的，是做地方工作和安排伤病员的。二、干部休养队，也有100多人，徐老（徐特立）、谢老（谢觉哉）等都在休养队。他们不担任工作，只要身体好，能随军走就行。三、警卫营（营长姚喆）。四、教导师（师长张建武），担任后卫，约5000人，是1934年红五月扩红时参加红军的新兵，才成立十五天就出发了。它虽是后卫，但没有打过仗，因为第二纵队是由别人保卫的。配属第二纵队领导的还有100多名地方干部，他们对政权建设有经验，准备去新区建立政权。中央党校的一部分学员，也编在第二纵队。此外，还有运输队，挑夫很多，任务很重。党中央机关的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不多，但中央政府机关的东西很多。如中央银行携带很多银元，财政部有大量苏维埃钞票，还有银元，都要挑着走。一边走，一边抄土豪的家，得了现洋，也挑着走。因为部队发的是苏维埃钞票，不能拿苏维埃钞票买老百姓的东西。印票子的石印机也抬着走。军委后勤部把制造军火的机器也带上了，要七八个人才抬得动，每个部几乎都要抬着机器走。卫生部带的坛坛罐罐也很多。真是大搬家。这个运输队成员多数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又是走夜路，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只好另换人。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员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个人，他们是毛泽覃、周以栗、陈正人、贺昌。
　　毛泽覃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他走。以后毛泽覃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覃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已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了。
　　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长征初期，整个中央红军的部署是错误的。
　　中央的两个纵队在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中央纵队的两边是一、三军团，他们是战斗队，作战的主力。五军团搞后卫，任务是保卫这两个纵队的。此外，还有22师、九军团，都是新兵组成，把他们放在离两个纵队更远一些的地方，也是做后卫的，任务是钳制敌人。几个主力军团主要起保卫中央纵队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保卫大搬家，还谈得上什么运动战？怎么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样的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因而处处被动挨打。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实在避不开，就硬拼。我这个二纵队司令员不了解军事情况，只是按命令走。军委把命令传给二纵队参谋长，参谋长再把命令传给我。我根据命令内容，分析行军的方向。有时，我想今天可能要爬山了，因为大路会遇到敌人不能走，后来果然是爬山。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几乎天天都被敌人尾追，掉队的很多，收容队里的人员大量增加，部队人员大量减少。我所在的“红章”纵队，也是稀稀拉拉的，实在走不动了，才慢慢地把东西扔掉，把一捆捆苏维埃银行的纸币烧掉，把机器也打烂了。我看到年轻的战士牺牲在路旁，心中很难过。后来“红章”纵队因大量减员而缩编成三个梯队，教导师补充到前线作战去了，我也由纵队司令兼政委改任梯队的队长。
　　由于天天夜行军很疲倦，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有的时候我晚上查哨，看到哨兵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去拿他的枪却拿不动，原来哨兵把枪拴在裤腰带上。那时对哨兵打瞌睡也没有办法，战士太累了。我们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湖南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只走了1000多里路，平均每天才走40多里。
　　1934年11月11日，在文明司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署的命令：
　　罗迈：
　　（一）一、九军团后方部及二十二师于十一日晚或十二日晨到达文明司地域。
　　（二）他们配置于现地第一纵队的宿营位置。
　　（三）罗迈同志为文明司的卫戍司令并负责分配宿营地域及一般秩序。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