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1月25日
回忆长征（中）
李维汉
为了钳制敌人，九军团、22师处于比五军团更后的位置，所以经常掉队，在文明司宿营，就是为了等他们。我接到命令后，就按命令分配部队的宿营地，维持军队的秩序，进行军容风纪的教育。1934年11月初，我们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继续前进。11月中旬，解放了湖南的宜章县，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在宜章我们住了几天。我是分管长征沿途的白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安排的，所以到宜章后，就派了一部分人进去工作。宜章县原有我党县委组织，我送给他们一些人枪，组织他们打游击。我们离开宜章后，他们在县委领导下，也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战，后来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游击队也不存在了。
过湘江是在夜里，部队走得很慢，等他们过去了，我们才开始过。我对前面的消息很少知道。后来才知道“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要到湘鄂川黔根据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人估计到这一点，就调兵40万分三路围追堵截，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我军全歼于湘江边。因此，湘江一仗打得很艰苦，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和其他人员共有8万多，到这一仗打下来只剩下3万多人。这就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得这么惨呢？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
越城岭又名老山界，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难走的大山。过老山界时，军委命令我们随左边的三军团行动。这时彭德怀给我纵队来电说，明天他们要打仗，我们如果跟他们军团行动，整个纵队要出问题，会有危险的。他已向军委发电报，建议二纵队跟一纵队走，由五军团殿后担任警卫。要我派人到军委领新的命令。我接到彭德怀来电后，立即派人到军委去。军委批准彭德怀的建议，叫我们跟一纵队后面走。多亏彭德怀的建议，不然我们跟着三军团后面走，三军团与敌战斗，会招致很大的损失。我们纵队过老山界，是夜间行动。在漆黑的夜晚，翻越高山峻岭，一级石阶一级石阶地往上攀登，山高路陡，马不能上山，只好把马扔掉。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跟得很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们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过了老山界，下山就快了，我们追上了第一纵队，到了宿营地休息。五军团在过老山界时，吃了很大的苦。老山界一仗，进一步暴露了长征初期我军的被动情况。
过了老山界，因为没有敌机骚扰，我们多半是白天行军。广西一带的房子都是木结构，很容易燃烧。阶级敌人为了制造所谓“共匪”杀人放火的舆论以破坏红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宿营，使红军得不到休息，就偷偷放火，妄图诬陷红军。我们在广西扑灭了好几处火，并捉到放火者加以处置。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也对敌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蒋介石反动派害怕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配合堵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是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红军于1934年12月11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会后继续向贵州黎平前进。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大约一两天后，我们也到达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会后，中央政治局将这一决定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等，然后通过他们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我也听了传达。黎平会议放弃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这个改变是因为：第一，按照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第二，为之后考虑，能使红一方面军更有利于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一致行动，协同作战；第三，川黔边境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条件上，有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第四，该地区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
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团也不致因担负后卫，老吃苦头。
黎平会议后，部队实行整编。一纵队两三千人，二纵队一万多人，合编为三个梯队。三个梯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也取消了，直属军委。我是中央机关梯队的队长。卫生部是贺诚当队长，后勤部是叶季壮当队长。过湘江时，已把笨重的印刷机等丢掉了。这时比以前轻松多了，主动多了。
离开黎平，我们向黄平前进。从黄平到遵义已经不远了。黄平前面有一道河，梯队的担子全在河边等着，只有一两只小船，来回运输，很慢。当时是白天，目标很大，很容易遭受敌机空袭。我就乘一只小船划到河中心去，测量水深，看是否涉水过河。我到河里一站，水深只到膝盖，便带领梯队涉水过河。其他梯队也跟着涉水，加快了过河速度。
1935年初，红军打败了沿途的贵州敌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了遵义。自此以后，行军作战虽仍异常艰苦，但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情绪一天天振奋起来。
按照黎平会议的决议，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党中央进入遵义城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进遵义城，也没有参加会议。当时，我是地方工作部部长，凯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地方工作部副部长，他参加了会议。开会回来后，我问他会议情况，他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不清楚，直到以后听了传达才知道。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但张国焘竟违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却北攻陕南，使敌人得以调动兵力封锁长江。
本来我军计划从土城、元厚西渡赤水，然后北渡长江。土城虽占但后来打得很艰苦，打了一天未歼援敌，我伤员很多。地方工作部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部队，动员一些地方干部，把伤员安置好，一般都是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长征路上，常常如此。撤出土城时，我又留下一些人，组织游击队，坚持斗争。后来游击队失败了，没有坚持下来。土城战役后，1月29日，红军从土城、元厚一渡赤水河，西去四川的古蔺，准备到泸州，我又派了一些人到泸州组织游击队，并派余泽鸿到泸州工作。以后泸州游击队也失败了，有些干部回到了部队。后来，由于敌人重兵云集，渡江已不可能。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率领红军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中，待机破敌。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为了钳制敌人，九军团、22师处于比五军团更后的位置，所以经常掉队，在文明司宿营，就是为了等他们。我接到命令后，就按命令分配部队的宿营地，维持军队的秩序，进行军容风纪的教育。1934年11月初，我们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继续前进。11月中旬，解放了湖南的宜章县，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在宜章我们住了几天。我是分管长征沿途的白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安排的，所以到宜章后，就派了一部分人进去工作。宜章县原有我党县委组织，我送给他们一些人枪，组织他们打游击。我们离开宜章后，他们在县委领导下，也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战，后来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游击队也不存在了。
过湘江是在夜里，部队走得很慢，等他们过去了，我们才开始过。我对前面的消息很少知道。后来才知道“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要到湘鄂川黔根据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人估计到这一点，就调兵40万分三路围追堵截，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我军全歼于湘江边。因此，湘江一仗打得很艰苦，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和其他人员共有8万多，到这一仗打下来只剩下3万多人。这就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得这么惨呢？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
越城岭又名老山界，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难走的大山。过老山界时，军委命令我们随左边的三军团行动。这时彭德怀给我纵队来电说，明天他们要打仗，我们如果跟他们军团行动，整个纵队要出问题，会有危险的。他已向军委发电报，建议二纵队跟一纵队走，由五军团殿后担任警卫。要我派人到军委领新的命令。我接到彭德怀来电后，立即派人到军委去。军委批准彭德怀的建议，叫我们跟一纵队后面走。多亏彭德怀的建议，不然我们跟着三军团后面走，三军团与敌战斗，会招致很大的损失。我们纵队过老山界，是夜间行动。在漆黑的夜晚，翻越高山峻岭，一级石阶一级石阶地往上攀登，山高路陡，马不能上山，只好把马扔掉。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跟得很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们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过了老山界，下山就快了，我们追上了第一纵队，到了宿营地休息。五军团在过老山界时，吃了很大的苦。老山界一仗，进一步暴露了长征初期我军的被动情况。
过了老山界，因为没有敌机骚扰，我们多半是白天行军。广西一带的房子都是木结构，很容易燃烧。阶级敌人为了制造所谓“共匪”杀人放火的舆论以破坏红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宿营，使红军得不到休息，就偷偷放火，妄图诬陷红军。我们在广西扑灭了好几处火，并捉到放火者加以处置。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也对敌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蒋介石反动派害怕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配合堵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是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红军于1934年12月11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会后继续向贵州黎平前进。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大约一两天后，我们也到达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会后，中央政治局将这一决定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等，然后通过他们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我也听了传达。黎平会议放弃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这个改变是因为：第一，按照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第二，为之后考虑，能使红一方面军更有利于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一致行动，协同作战；第三，川黔边境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条件上，有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第四，该地区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
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团也不致因担负后卫，老吃苦头。
黎平会议后，部队实行整编。一纵队两三千人，二纵队一万多人，合编为三个梯队。三个梯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也取消了，直属军委。我是中央机关梯队的队长。卫生部是贺诚当队长，后勤部是叶季壮当队长。过湘江时，已把笨重的印刷机等丢掉了。这时比以前轻松多了，主动多了。
离开黎平，我们向黄平前进。从黄平到遵义已经不远了。黄平前面有一道河，梯队的担子全在河边等着，只有一两只小船，来回运输，很慢。当时是白天，目标很大，很容易遭受敌机空袭。我就乘一只小船划到河中心去，测量水深，看是否涉水过河。我到河里一站，水深只到膝盖，便带领梯队涉水过河。其他梯队也跟着涉水，加快了过河速度。
1935年初，红军打败了沿途的贵州敌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了遵义。自此以后，行军作战虽仍异常艰苦，但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情绪一天天振奋起来。
按照黎平会议的决议，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党中央进入遵义城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进遵义城，也没有参加会议。当时，我是地方工作部部长，凯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地方工作部副部长，他参加了会议。开会回来后，我问他会议情况，他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不清楚，直到以后听了传达才知道。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但张国焘竟违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却北攻陕南，使敌人得以调动兵力封锁长江。
本来我军计划从土城、元厚西渡赤水，然后北渡长江。土城虽占但后来打得很艰苦，打了一天未歼援敌，我伤员很多。地方工作部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部队，动员一些地方干部，把伤员安置好，一般都是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长征路上，常常如此。撤出土城时，我又留下一些人，组织游击队，坚持斗争。后来游击队失败了，没有坚持下来。土城战役后，1月29日，红军从土城、元厚一渡赤水河，西去四川的古蔺，准备到泸州，我又派了一些人到泸州组织游击队，并派余泽鸿到泸州工作。以后泸州游击队也失败了，有些干部回到了部队。后来，由于敌人重兵云集，渡江已不可能。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率领红军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中，待机破敌。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