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1月26日
回忆长征（下）
李维汉
2月10日，在扎西召开干部会议（也叫作军事扩大会），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下着蒙蒙细雨，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聚精会神地听他传达。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我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有一个认识过程。遵义会议前，我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正确性”已逐渐发生怀疑。
记得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是苏联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只留下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职务，而且是个虚职，所以博古把毛泽东比作苏联的加里宁。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和看法。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我当时对白区工作情况、前线作战情况并不了解，他们也不让我知道。后来才知道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想：在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时，上海的党组织没有完；在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时，上海的党组织也没有完；为什么在自称百分之百正确的王明、博古的领导下，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上海党组织却完了呢？这是我对王明路线的“正确性”产生的第一个怀疑。
第二个怀疑是，红军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时，也是敌强我弱，但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给我下军令状，说要扩大红军三万人才能粉碎“围剿”，完不成任务要杀头。由于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和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结果扩大红军五万多人，成立了工人师、独立师、教导师、兴国师、模范师、少共国际师等，广大群众斗争情绪很高，但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却宣告失败，红军被迫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正确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第三个怀疑是，在红军转移的路上，不是像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那样，主动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拼命逃跑、避战，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
总之，这时我对王明路线已发生动摇，不像过去那么坚信，那么积极贯彻执行了。但对王明“左”倾错误错在哪里？如何克服？还认识不清楚。
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我们党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今天再来认识遵义会议，我还有以下两点看法：
一、为什么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指出“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且还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呢？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就是鉴于紧迫的战争环境，因此，毛泽东等同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是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这时，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党内的许多干部，特别是中央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认识的。通过几年来对王明等人所实行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和处理，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对肃反政策的观察和体会，通过对“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观察和体会，特别是通过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比较，有的同志对王明为首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是有清楚的认识的；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其政治上的某些政策是不满的，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有的同志则从积极维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开始觉悟到王明等人在政治上也有若干“左”的错误（但是从全党来说，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王明等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因此，到瓦窑堡会议就能逐渐从政治上批评王明路线的错误，而到后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认识。1945年，党中央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作了全面的批判。
二、遵义会议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因此很多问题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分不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过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它又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而对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依靠本国人民，依靠本国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国际间的支援是需要的，但革命只能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决不能依赖外国，外国也不能越俎代庖。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李德搞瞎指挥，在军事上更是他说了算，甚至一个战役中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要听他的安排。李德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然，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是中国党当时的错误领导，但一切都听从国际及其代表的，则是一个重要原因。遵义会议是我党破天荒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全党全军都有陷于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的确是把我党、我军从危亡边缘挽救出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前几年，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对我说遵义会议开会时，李德坐在门口，让他靠边站了。中国的问题由中国党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当时的历史写照。没有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党的问题，红军可能被敌人消灭在长征路上。而没有武装斗争，我党就不可能存在，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
2月10日，在扎西召开干部会议（也叫作军事扩大会），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下着蒙蒙细雨，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聚精会神地听他传达。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我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有一个认识过程。遵义会议前，我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正确性”已逐渐发生怀疑。
记得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是苏联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只留下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职务，而且是个虚职，所以博古把毛泽东比作苏联的加里宁。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和看法。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我当时对白区工作情况、前线作战情况并不了解，他们也不让我知道。后来才知道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想：在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时，上海的党组织没有完；在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时，上海的党组织也没有完；为什么在自称百分之百正确的王明、博古的领导下，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上海党组织却完了呢？这是我对王明路线的“正确性”产生的第一个怀疑。
第二个怀疑是，红军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时，也是敌强我弱，但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给我下军令状，说要扩大红军三万人才能粉碎“围剿”，完不成任务要杀头。由于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和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结果扩大红军五万多人，成立了工人师、独立师、教导师、兴国师、模范师、少共国际师等，广大群众斗争情绪很高，但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却宣告失败，红军被迫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正确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第三个怀疑是，在红军转移的路上，不是像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那样，主动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拼命逃跑、避战，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
总之，这时我对王明路线已发生动摇，不像过去那么坚信，那么积极贯彻执行了。但对王明“左”倾错误错在哪里？如何克服？还认识不清楚。
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我们党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今天再来认识遵义会议，我还有以下两点看法：
一、为什么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指出“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且还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呢？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就是鉴于紧迫的战争环境，因此，毛泽东等同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是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这时，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党内的许多干部，特别是中央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认识的。通过几年来对王明等人所实行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和处理，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对肃反政策的观察和体会，通过对“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观察和体会，特别是通过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比较，有的同志对王明为首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是有清楚的认识的；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其政治上的某些政策是不满的，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有的同志则从积极维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开始觉悟到王明等人在政治上也有若干“左”的错误（但是从全党来说，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王明等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因此，到瓦窑堡会议就能逐渐从政治上批评王明路线的错误，而到后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认识。1945年，党中央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作了全面的批判。
二、遵义会议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因此很多问题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分不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过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它又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而对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依靠本国人民，依靠本国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国际间的支援是需要的，但革命只能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决不能依赖外国，外国也不能越俎代庖。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李德搞瞎指挥，在军事上更是他说了算，甚至一个战役中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要听他的安排。李德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然，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是中国党当时的错误领导，但一切都听从国际及其代表的，则是一个重要原因。遵义会议是我党破天荒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全党全军都有陷于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的确是把我党、我军从危亡边缘挽救出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前几年，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对我说遵义会议开会时，李德坐在门口，让他靠边站了。中国的问题由中国党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当时的历史写照。没有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党的问题，红军可能被敌人消灭在长征路上。而没有武装斗争，我党就不可能存在，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