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湘江以后，一军团减员不少。以1师第3团为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渡湘江受的损失，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与湘江之畔，我们又整队前进了。
　　离根据地越远，困难越多，就越想到有根据地的好处，和离开根据地作战的难处。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地安置。可是越走越远，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这是唯一的办法。许多轻伤员都是不愿意寄养的，都愿意随队养伤。
　　部队也不能伤亡一个少一个，总要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从道理上说，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兵源。不过，那时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又不十分了解，做好扩红工作确实不容易。所以经常是减员多，补充少。这就是难题。
　　还有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讲明红军的前途，部队向哪里去。干部战士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说是转移，可是越走越远，仅“转移”两字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指战员心中积下的疑问了，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就不得不逐步明白地告诉是为了去和二、六军团会合。
　　求解放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意志帮助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虽然我们知道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仍然是千难万险。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油榨坪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们站在山顶上朝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一重山接着一重山，像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生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我们作为先头部队，没有在油榨坪停留，就继续向大瑶山前进了。
　　开始，我们在广西境内走，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胁迫老百姓对我们实行坚壁清野，当地民团和我们打开了麻雀战。他们在这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你追了去，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他们还派坏人在我们住的村庄偷偷地纵火，诡称是红军放的火，用来蛊惑群众，被我们捉住揭露了。在大瑶山地区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没有粮食吃，还要对付民团的麻雀战。广西的敌人在后面追击，胁迫我们出境，天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不断来侦察，发现了就扫射轰炸。好在密林多，我们又规定了许多防空措施，才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随后，进入湖南边境。1934年12月11日，一军团2师5团打开通道县城，我们只在通道待了一天，继续西进。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16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现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等地筑堡堵击。为此，毛泽东同志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但仍未能说服李德等人。12月14日军委仍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
　　离开通道城时，一军团走右翼，经雀鹰城、新厂，二军团走左翼，经团头、鄱阳，入贵州境内。贵州当年是有名的穷省，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没有“三分银”自然是指一般老百姓。穷苦的老百姓，人们都称呼为“干人”。12月14日，我6团会同3团抢占贵州黎平。黎平当时有守敌王家烈一个团，我军进攻，他们即放弃黎平，散在城外各地。随后，我们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12月18日，军委为了充实战斗部队，紧缩机关，还下令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中央和军委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陈云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为副司令员。
　　我在黎平没有住，随先头部队前进了。18日在前进途中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要我们电台随时准备收听。不多久，就接到了政治局决议，传达到师一级干部。决议提到改变战略方向的根据是：一、使中央红军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密切协同；二、求得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发展新根据地和红军，因此新根据地应该在川黔边地区，最初应该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条件下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应当去云南和黔西南；三、向遵义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们前进的敌人，但对蒋介石的部队和湖南、广西的敌人应力求避免大的战斗，以保存我们的力量；四、在我们内部，坚决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悲观失望和正在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五、责成军委、总政治部制定保障本决议实施的具体计划。
　　第二天，我们就收到军委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第四条提出，二、六军团应该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北援，然后再向永顺西进，以钳制在铜仁地区的薛岳纵队；第五条提出四方面军应该在川北重新发动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能钳制四川全部敌军。随后由李富春代主任签署的湘江政治部（即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也发来了。根据这个训令，各级政工人员向部队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说明了政治局决议的重要性，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拥护，大家提高了信心。
　　黎平会议后，我军即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一军团受命先渡乌江。2师由军委直接指挥，1师由我和林彪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军委纵队则在2师后跟进。1935年1月2日，2师和1师在预定地点渡江成功。渡江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2师方向。
　　2师在江界渡乌江先取得了成功。1934年12月30日，2师由陈光带领4团走前卫，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占领时，敌人已经把南岸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了。敌人撤到了北岸，正抢修工事。
　　4团团长耿飚同志、政委杨成武同志，冒雪到江边侦察。他俩看到的乌江真是险峻。乌江南岸要下十华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十里地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正是在墨乌色的峡壁间流过。乌江江面倒不算宽，只有二百五十米左右，可是流速却每秒达一米八。整个乌江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向东北奔腾，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了。难怪群众称它为乌龙江了。为了搞清对岸敌人的兵力火力配置，4团对敌人进行了火力侦察，逗引敌人不断朝南岸射击。驻守北岸的敌人是军阀侯之担的一个旅。耿飚和杨成武同志根据敌人发出的火力，观察敌人的工事，分析敌人的兵力部署，再参照老百姓的介绍，哪里是敌人的排哨、连哨，哪里是敌人的团预备队，哪里是旅预备队，都作出了判断。
　　第二天，先在渡口组织佯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在上游五百米处，又组织了以3连连长毛振华为首的八位善于游泳的勇士试渡。结果，由于准备架桥的粗绳索被敌人的炮弹打
　　晚上组织了十八位勇士乘竹筏偷渡，只有以毛连长为首的五名勇士所乘的第一筏渡河成功，第二、三两筏都渡到中流被水卷回来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第一筏渡河成功，以为它被激流卷走了。偷渡基本未成。
　　1935年1月2日天刚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赶到了4团。他告诉4团，后面追踪的薛岳纵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督促4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作战的危险。他带来了一个工兵连，协助完成此次紧急渡江任务。
　　2日上午九时，4团紧急动员，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以三个竹筏为先头，组织强渡，成功了。他们与第二次偷渡过去在对岸峭壁下隐伏了一天的毛连长等五勇士互相配合，把敌人河岸阵地上的守军打垮了。1营的部队赶紧过江。这时，敌人的预备队也开到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是仰攻，地形十分不利，1营被迫退守江边。幸亏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同志连打三发炮弹，把向我滩头阵地猛冲的敌人压制住了，1营乘势反击，才将敌人全线击溃。
　　桥架起来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过了乌江。
　　与此同时，1师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稍晚半天，也成功了。1师1团任前卫，1月2日上午，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赶到了大乌江渡口。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亲自到渡口指挥。前卫营为1营，营长是孙继先同志。前卫营一踏进河滩，守在对岸敌人的一个团就向我前卫营开火。杨得志同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几发炮弹就将敌人一座用破庙改成的据点轰飞到半空中去了。此处江面只有一百来米宽，可是两岸也是悬崖陡壁。没有渡河工具，别说木船没有，就是木桨都被敌人早搜走了。他们扎制竹排，组织了八名泅水的勇士乘暗夜偷渡，因为风急浪高，竹排被冲到下游，很多同志都落水了，没有成功。随后再接再厉，组织了十几名勇士，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第二天上午十一时，一团胜利地渡过乌江。浮桥也搭成功了。我随1师，渡过乌江，就向湄潭进发。湄潭城外是开阔地，没有敌军防守，我们就顺利地占领了湄潭。后续部队也陆续安全地渡过了乌江。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