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攻击。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敌人蹂躏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整、兵员和弹药补充，14日到雩都东北的水头圩、石溪坝、东头圩、禾田和仙霞观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十一省的长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长征有没有准备？这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所能回答的。
　　我们三军团从奉命撤出阵地到离开中央苏区，只有九天时间。彭德怀同志和我虽然从《红色中华》的社论中和军委的电令中，觉察到中央可能要放弃苏区，但这毕竟不是正式命令。直到我们将部队调整完毕，来到三军团的第二集中点雩都，博古前来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才宣布中央决定转移，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仍然没有讲明为什么要转移？突围后往哪里去？所以，彭总非常恼火地对我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应当说，作为三军团的指挥员，德怀同志和我对长征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难进行，许多问题回答不了！
　　其他方面的准备，我们是在七天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比如兵员和装备的补充，我们是10月8日到宁都以南的渡头、罗底屋、三坑底等第一集中点后开始进行的。全军团原有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共1.52万多人，这时补充了2500人，共有1.77万多人。调整后的序列和领导人员是：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辖第4、第5、第6三个师，一个师平均不到6000人，每师3个团，全军9个团，顺序从第14团到第18团。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同强敌硬拼硬顶，全军团有伤病员近1万人。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一起突围，军团决定：凡是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归队，随部队转移。当时，从红军医院出院归队的干部，我记得有宣传部部长刘志坚，4师第11团政治处主任甘渭汉，10团第3营营长张震和钟伟剑（后任第10团参谋长）等同志。刘志坚卧病在床，是用担架抬着走的。有些重伤病员，实在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又不愿出院，只好就地安置。
　　临时中央对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呢？据刘英同志告诉我和我们后来的了解，还是有所准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昌失守后不久，1934年5月中，书记处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过请示。6月，国际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唯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可见这时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受大破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络中断。“阵地转移”的准备工作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二是派出一部分红军离开苏区北上，以调动敌人。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前进，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10军会合；8月初，又命令任弼时、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三是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准备。临时中央号召：5、6、7三个月内扩红5万人；6月又紧急动员，收集粮食24万担；9月，成立“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师（又叫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萧华任政治委员。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斗中就溃散了。
　　进入九月，突围的准备工作加紧，要求地方送3万名新战士到补充团，并动员伕子4000名。张闻天的文章暗示：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保存力量的有效办法是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转移地区”。政治嗅觉很灵敏的蒋介石对幕僚们说：“湘鄂赣红6军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他意识到，如果红军突围转移，那就是“围剿”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说：“因此我们更要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另一项对突围西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是同具有抗日反蒋要求的粤军陈济棠谈判。9月下旬，双方代表在粤军防区内的江西筠门岭签订协议：停止敌对状态、共同抗日、互通情报、互相通商代购军火和互相借道等五项，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南面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大军突围的地点选在陈济棠部防区的信丰河（又叫桃江）一带。
　　中央红军撤离后，原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也作了布置，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独立团共1.6万人。
　　以上种种，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突围西征还是有所准备的。
　　问题在于：他们遇事优柔寡断，行动自相矛盾。既然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存革命实力，而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七八两月，仍在强调“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强敌拼消耗。这样做，既延误了突围的准备，又增加了兵员损失。
　　问题还在于：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弼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延安整风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反映在行军编队上，中央和军委机关编为“红星”“红章”为代号的两个纵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连同挑夫在内共50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全军8.6万多人，浩浩荡荡，护卫着中央纵队作甬道式前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使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反映在战略方针上，是消极避战，准备到湘西后，放下“背包”再打仗。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兵贵神速，并且需要取得作战的主动性。这种既不轻装快捷，又消极避战的转移，是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1934年10月16日傍晚，我同彭德怀同志检查部队出发情况归来，走在雩都的小街上。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买了两条鱼，一瓶酒。德怀同志素来生活简朴，很少花钱。这一块发了黑的光洋，是他把每次分得的伙食积攒起来的。今天他破例请我客，我意识到他是舍不得离开这块用无数革命者鲜血浇灌而来的红色根据地，想借此一吐心中的块垒。我和德怀同志共事已经十个月了。在这期间，我们转战在闽西、赣南，经历了从广昌到石城的艰苦战斗生活，彼此思想上相互沟通，工作上也很协调。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战争，蒋介石50万兵力长驱直入，我们只有3万多一点人，丝毫不乱，将敌军一一粉碎。这次反‘围剿’，从客观形势看，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要强得多，可是却出了这么个结果……”他深感抑郁和愤懑。第二天凌晨，我们率领红三军团，在秋雾弥漫中，同中央苏区的老乡依依惜别，渡过雩都河（即贡水）逶迤西去。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赣州以东沿信丰河向南一带是陈济棠的防区。为了阻挡红军南入广东，陈部沿信丰河筑了许多碉堡，这些碉堡群是阻挡中央红军突围的第一道封锁线。红军突围前，本来已经把“借道”西进的时间和路线通知了陈部，可是10月21日我们过信丰河时仍然遇到粤军的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担任红三军团先锋队的第4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同陈部激战。在一、三军团协同下，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在突围的初战中，红军折兵3700多人，4师师长洪超在向信丰河地区挺进时，英勇牺牲，由张宗逊继任师长。洪超同志十八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粤军向信丰河东南的信丰、安远和东北的南康集中，显然有“让道”之意。所以，10月26日，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亲译”的电报中说：“我们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造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惜不已！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