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变“围剿”为“追堵”。对红军究竟奔向何处，蒋介石一时判断不准，正在举棋不定中。他一面命令北路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集结待命，一面命令粤军陈济棠和湘军何键部火速在湘粤边的桂东、汝城、仁化等地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了争取先机，决定红军向湘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方向挺进。红三军团奉命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汝城进击，伺机占领汝城。汝城守敌只有地方部队胡凤章的两个团，但碉堡坚固。我们只有两门山炮，攻城火力不够，挖坑道破城吧，又会耽误时间，这时，何键的62师一个旅已赶到汝城以北地域，彭总和我商量后，报中革军委同意，决定避实就虚，绕过汝城，一面监视城内守敌，一面将我主力从城南的天马山、大来圩等地西进。1934年11月8日，红军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庆、南雄一带，防备我军进入广东腹地，在乐昌的只有两个团。湘军何键部首尾难以兼顾，它的主力15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团；第62师大部分正从江西返回途中，来不及向湘南粤北靠拢。蒋介石的周、吴两个“追剿”纵队，还远在湘赣边界，所以，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在宜章和汝城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我们分析，红军进入湘南，何键势必协同蒋介石对付我们，陈济棠怕蒋军乘机入粤，并没有和蒋军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因此，向军委提出：“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线。”当日十六时，军委电复我们：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命令：“第三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北通过，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
　　1934年11月7、8两日，国民党军队以20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兵湘南。我们得悉湘军第15师及第19师一部又抵达郴州，决定调整部署，乘虚攻取宜章。11月10日，大雨倾盆，我们命令5师攻占良田，向北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公路，力阻来自郴州的援敌；命令6师第16团为先锋，冒雨急行军向宜章挺进。在距离宜章城十五公里处的白石，200多民团前来阻拦，我军当即把他们击溃，乘胜猛追到宜章城下，将宜章城的东门、南门团团围困，准备在炮兵协同下攻城。当地群众看见红军来到，热情地给以帮助，特别是300多名修筑粤汉铁路的工人，帮助我们掘坑道，扎梯子，进行攻城准备。守城的民团惊恐异常，在半夜里弃城而逃。
　　11月11日拂晓，宜章城门大开，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入城。我们在宜章召开了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并扩大红军四五百人。在攻占宜章的战斗中，第6师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立了首功。
　　这时，“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还分别在赤石司和文明司等地缓慢地行进。第四、第五两师不得不在良田至郴县间的万会地区，严密地侦察、警戒郴县方面的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右侧安全；6师则留在宜章等地，等待红15师到来，保障红军西进的两条通道。
　　11月14日，湘军15师和国民党中央军从郴县南下，并向良田袭来时，我军已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来通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占领嘉禾城；第一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
　　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疑山区，重峦叠嶂，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五天的行程，竟走了十一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彭总非常担忧和恼火。他对我说：“尚昆，我们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不能光走路，挨打，不打仗啊！要按过去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办法，机动作战。我们党在湖南的群众基础和条件都很好，敌人却彼此矛盾，我们有空子可以钻。”他向中央提出以下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湘粤边袭来时，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第二，当时二、六军团已会师黔东，正向湘西进军，即将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发动湘西攻势。如果中央红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合。第三，如果中央红军东扰长沙，西联二、六军团，将迫使蒋、何改变“追剿”部署，红军可以避免进入西延山区。这项建议，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西进、掉头北上摆脱敌人追堵的见解不谋而合。但是，博古和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 追剿”。11月中旬，何键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剿匪计划”，要旨是利用湘江天堑，布设第四道封锁线，以15个师的兵力合围，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在亲笔信中叮嘱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又对参加“堵截”的桂军说：“如能在灌阳、全县（州）之间歼灭红军，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予。”这时，蒋军已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全州地段的湘江两岸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凡能徒涉的河段都加修大碉堡，以八个师严密防守；四个师担任“追剿”，一个师负责“围堵”，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恶战，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只知道命令部队硬打硬拼，夺路逃跑。至于向何处去，中革军委说尚待“侦察结果而定”。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11月27日，彭总和4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4师第10团为前卫，随同一军团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第二天，4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桂军。界首扼湘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可是中央纵队行动缓慢，这时还在四十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而桂军主力却已北上协同“追剿”军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于是，先期控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全力同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那时有这么个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桂军首先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4师阵地发起进攻。11月30日那一天，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都被坚守阵地的第10团打了下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沈述清牺牲了，由杜仲美接任，杜仲美又很快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我们接到报告后，一再向军委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军委“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却发来一个《训令》，空洞地说“由于敌我部队力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忍劳，可断言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要求我们“最勇敢、最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以争取“渡江战役胜利”。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收到这样的训令，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时，一军团奉命掉头对付湘军，把坚守渡河点的任务交给了三军团，我们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前往督战。等到11月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10团已鏖战两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总和我三天三夜没有下火线。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