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三军团第5师在灌阳附近距湘江不到四十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党称为“ 铁三角”，5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7军的两个师和湘军15师一部。5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第7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力对付三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5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
　　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来到5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5师打得英勇顽强，野战工事几番被敌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赴后继，反复争夺。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彭总和我住到前方的村子里去，敌人的机关枪就打到我们的房子上。我们一边了解前沿情况，一边催问中央纵队渡江进度。直到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才命令5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将阻击任务交给6师。这次战斗中，5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师参谋长胡浚，14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英勇牺牲了，负重伤的有14团政委谢振华，15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等。15团参谋长胡震在接受任务时表示：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占新圩，第二天，他在反击敌人时牺牲了。营连级的指挥员牺牲更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红6师接替5师的阻击任务后，命令第18 团掩护八军团渡江。这是大部红军渡江后，留在江东最后的掩护部队，处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的“追剿”军已从四面八方赶到湘江边，摧毁浮桥，封锁江面。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他们和作为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截留在湘江以东，在八个师的敌军包围下，孤军奋战。红6师18团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完成掩护任务后，反复冲杀突围，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6师的其他两个团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已基本上不成建制。后来整编时，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五昼夜，终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但在这一仗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作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实力也损失了一半，元气大伤。那时，幸好粤汉铁路的中间一段（从湖南衡阳到广东韶关）还没有修通，不然损失会更大。
　　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湘江血战后，部队来不及休息和整理，就被迫进入湘桂边的西延山区。西延山脉海拔2000多米，主峰是被称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地势险峻，道路崎岖，山地绵延数百里，西接贵州高原。“广西猴子”又在后面穷追不放，他们和民团一起，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同我们打麻雀战，搞得我们很困难。这一带又是贫穷地区，没有多少地主老财可打，部队连吃苞谷也有困难。
　　部队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1934年12月9日，博古、李德电令各军团：“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也就是说，不顾情况的变化，执意要循着两个月前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走，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可是，这条路上蒋介石早已严加防范。11月中旬，蒋介石颁发的“剿匪计划”规定：万一红军突破湘水、漓水以西，应不使红军长驱入黔会合四川红军，或进入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他的主要部署放在后一方面。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的15个师共20万兵力已等候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修筑碉堡，布成五条封锁线，湘西、黔东数县也筑堡200多座。如果红军按照博古、李德“不得改变”的方向前进，正好钻进蒋介石布设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在这个危急时刻，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总司令在通道县向“三人团”提出，放弃原定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称“双枪兵”，不经打。12月18日，部队行进到黔东的黎平，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接受毛主席的意见，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这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除。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我和德怀同志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德怀同志和我立刻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并且提出建议。
　　我们认为：红军到黔北新的战略区，川湘黔地区的敌情可能有以下变化：一是在蒋介石直接组织下，川军将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二是蒋的嫡系部队将有八至十个师入川，在重庆、泸州沿长江上游设防，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三是湘军将在湘黔边构成封锁线，西向乌江威胁我右翼；四是黔军将在我左右起钳制作用。但他们要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时间，目前敌军疲惫，又值冬荒，预计向我大举进攻的时间“ 可能在明年三月前后”。因此，建议军委抓住有利时机，渡过乌江，“首先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我右翼支撑，并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主力可以在绥阳、桐梓、遵义之间机动。1935年元旦，中央在猴场会议上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新的战略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向遵义进军。在此之前，三军团已在12月27日占领黄平，31日占领瓮安，1935年1月4日渡过清水江直奔乌江渡口。这时，两路追敌中，湘军刘建绪的三个师经镇远向瓮安袭来，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转到贵阳附近，借“追剿”红军之名，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攫取对贵州的控制权。红军便趁此时机北上，掩护军委纵队在1月6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
　　1935年1月9日上午九时，红军司令部进驻遵义，蒋介石的几十万“ 追剿军”被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没有来得及集中，红军获得了在遵义休整十多天的时间，这是长征开始以来没有过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黎平会议的计划，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
　　从黎平到遵义的进军，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战略目标明确，行动方向出敌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士气高涨。
　　第二，部队进行了缩编。“红星”“ 红章”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撤销了主要由扩红时招募的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的建制；各军团也缩编机关，部队轻装前进，提高了战斗力和机动性。
　　第三，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博古、李德把部队做群众工作说成是“游击作风”，抛弃了红军的传统。我们占领黎平后，发动部队利用休整时机，展开群众工作。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他们给红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人还踊跃参军。
　　第四，避强打弱，不避战。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则力避大的战斗。本着这个方针，红军入黔后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