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2日
湘江血战（中）
接下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原先修好的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我们团的基本指挥所已经找不到合适位置，只能根据炮弹或炸弹落下的声音，作跳跃式移动，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但是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有利，只要敌人炮击一停，战士们便从灰土里、树枝里跳出来，向敌人猛烈射击。许多伤员就这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激战中，1营营长罗有保曾跳到我身边，大声地问道：“还要顶多长时间？”
我正用一支步枪射击着，回答他：“不知道，反正得顶住。”
他愣了一下，又回到了指挥位置上，后来他告诉我，他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因为耳朵被震聋了。却明白：要顶住。
下午，左翼的米花山阵地上，枪声突然减弱下来，山头上出现敌兵。 1师的米花山阵地失守了。军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的阵地右侧。敌人利用米花山做跳板，向美女梳头岭以东各山头发炮，并频频发起集团进攻。不久，1师主动向怀中抱子岭收拢，放弃了美女梳头岭，我们2师的阵地右翼，一下子成了火线。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我们右翼5团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停止了枪声——战士们全部阵亡。敌人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师的主阵地压过来。这时，守卫尖峰岭的5团，已经放弃了第一、第二道工事，退到山顶上最后一道工事里拼死阻击。敌人便调整了一下部署，重点攻击5团阵地尖峰岭。尖峰岭只有两个连队，由5团政委易荡平率领阻击。激战中，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眼看敌人已扑上来，大叫抓活的，他便命令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忍下手。他夺过枪，实现了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1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就在1营阵地危急的时候，正在2营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同志见情况不妙，急率通信排从公路右侧向这边增援。当时敌我兵力相交，因此他陷入层层重围。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右膝盖，血流如注。敌兵一见，立即从四处围过来，疯狂地喊“抓活的”。赶来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杨成武同志只好就地用短枪还击。
幸好，这时5团的部分人员已经被压进了我们的战斗分界线里。5团5连指导员陈坊仁一见杨成武负伤，他顾不得自己正在敌人火网下突围，便组织火力拼死封锁包围杨成武的敌人。我团2营副营长黄古文同志见状，也立即组织营救。他连续派出三名战士，都中弹倒下。最后，他愤怒得眼都红了，亲自滚进火网，向杨政委靠拢，把他营救到5连的同志身后。
救出杨成武同志后，刚才围上来的敌人一下子成了我们集中歼灭的目标。几挺机枪从两面一阵猛扫，肃清了这股敌人。
杨成武同志负伤后，我们团连副担架都没有，因为伤员太多。幸好团部书记匡汉谋在路上截住一副5团的担架，才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
当李英华同志向我报告杨成武同志负伤的消息时，我心急如焚，一方面是担心政委的伤势，一方面是为我团大战之中折将而忧虑。我们两人自从藤田改编，并肩指挥战斗以来，总是配合默契，得心应手，一次次的恶仗、险仗，都被我们闯了过来。现在正是决定红军命运关头的时候，我们前卫团却突然失去了政委，这对下一步战斗是多大的损失啊！但是，现在急也无用，得赶快把政委送到后方。于是，我把骡子和马夫以及衣服等都送给他去后方休养。
这时，陈光师长也冲到我们阵地上，指示我们且战且退，向黄帝岭收拢。师长说，退守是为了更好地拖住敌人，已经命令全师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我问：中央纵队渡江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才渡过一半。
看来，这场血战还得继续下去。
我与李英华同志把部队分成三批，交替掩护着向后收拢。这时，全团伤亡三分之一，战斗力损耗很大，每坚持一分钟，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军团指挥部也混在阵地之中了。因为前一分钟还是后方，过一会儿就成了前沿。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带着一部电台，干脆就把军委命令直接下达到靠他们近的团、营、连。他们守在译电员身边，往往我们一封来电还没全部翻译出来，他们就已经下达第二道命令了。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无一不要求我们“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在我们退守黄帝岭时，1师也只留有一个怀中抱子岭了。我们两师中间，完全被敌人隔断。敌人占领几个山头后，更加猖獗，以重赏组织了敢死队，与我们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拼杀。
实话说，当时的战斗情况，已经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层次。因为敌人太多，几乎是十倍、二十倍于我。我们4团和5团退下来的部队以及6团上来的预备队，完全失去了建制。反正大家只要一个心思：见敌人就打！我们团指挥所已经没有具体位置了，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员杨力、通信部主任潘峰两人。我们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见几个战士或一挺机枪，便下令“往这边打”“往右突”！战士们也仅仅从我背的一个图袋上，辨认出我是指挥员。大家都是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
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我们遇到一挺重机枪，副射手浑身是血，看样子伤得不轻，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我们，边对敌开火边喊：“你们快一点，往东边去！”我一愣，往东边去干什么？他说是团长的命令。仔细一看，原来他是5团的，杀红眼了，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我对他说，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你们就在这里坚持，我去叫援兵。他这才认出我来。我们走后不久，那地方落下一排炮弹，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这位好同志。
（来源：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激战中，1营营长罗有保曾跳到我身边，大声地问道：“还要顶多长时间？”
我正用一支步枪射击着，回答他：“不知道，反正得顶住。”
他愣了一下，又回到了指挥位置上，后来他告诉我，他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因为耳朵被震聋了。却明白：要顶住。
下午，左翼的米花山阵地上，枪声突然减弱下来，山头上出现敌兵。 1师的米花山阵地失守了。军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的阵地右侧。敌人利用米花山做跳板，向美女梳头岭以东各山头发炮，并频频发起集团进攻。不久，1师主动向怀中抱子岭收拢，放弃了美女梳头岭，我们2师的阵地右翼，一下子成了火线。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我们右翼5团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停止了枪声——战士们全部阵亡。敌人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师的主阵地压过来。这时，守卫尖峰岭的5团，已经放弃了第一、第二道工事，退到山顶上最后一道工事里拼死阻击。敌人便调整了一下部署，重点攻击5团阵地尖峰岭。尖峰岭只有两个连队，由5团政委易荡平率领阻击。激战中，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眼看敌人已扑上来，大叫抓活的，他便命令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忍下手。他夺过枪，实现了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1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就在1营阵地危急的时候，正在2营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同志见情况不妙，急率通信排从公路右侧向这边增援。当时敌我兵力相交，因此他陷入层层重围。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右膝盖，血流如注。敌兵一见，立即从四处围过来，疯狂地喊“抓活的”。赶来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杨成武同志只好就地用短枪还击。
幸好，这时5团的部分人员已经被压进了我们的战斗分界线里。5团5连指导员陈坊仁一见杨成武负伤，他顾不得自己正在敌人火网下突围，便组织火力拼死封锁包围杨成武的敌人。我团2营副营长黄古文同志见状，也立即组织营救。他连续派出三名战士，都中弹倒下。最后，他愤怒得眼都红了，亲自滚进火网，向杨政委靠拢，把他营救到5连的同志身后。
救出杨成武同志后，刚才围上来的敌人一下子成了我们集中歼灭的目标。几挺机枪从两面一阵猛扫，肃清了这股敌人。
杨成武同志负伤后，我们团连副担架都没有，因为伤员太多。幸好团部书记匡汉谋在路上截住一副5团的担架，才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
当李英华同志向我报告杨成武同志负伤的消息时，我心急如焚，一方面是担心政委的伤势，一方面是为我团大战之中折将而忧虑。我们两人自从藤田改编，并肩指挥战斗以来，总是配合默契，得心应手，一次次的恶仗、险仗，都被我们闯了过来。现在正是决定红军命运关头的时候，我们前卫团却突然失去了政委，这对下一步战斗是多大的损失啊！但是，现在急也无用，得赶快把政委送到后方。于是，我把骡子和马夫以及衣服等都送给他去后方休养。
这时，陈光师长也冲到我们阵地上，指示我们且战且退，向黄帝岭收拢。师长说，退守是为了更好地拖住敌人，已经命令全师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我问：中央纵队渡江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才渡过一半。
看来，这场血战还得继续下去。
我与李英华同志把部队分成三批，交替掩护着向后收拢。这时，全团伤亡三分之一，战斗力损耗很大，每坚持一分钟，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军团指挥部也混在阵地之中了。因为前一分钟还是后方，过一会儿就成了前沿。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带着一部电台，干脆就把军委命令直接下达到靠他们近的团、营、连。他们守在译电员身边，往往我们一封来电还没全部翻译出来，他们就已经下达第二道命令了。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无一不要求我们“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在我们退守黄帝岭时，1师也只留有一个怀中抱子岭了。我们两师中间，完全被敌人隔断。敌人占领几个山头后，更加猖獗，以重赏组织了敢死队，与我们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拼杀。
实话说，当时的战斗情况，已经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层次。因为敌人太多，几乎是十倍、二十倍于我。我们4团和5团退下来的部队以及6团上来的预备队，完全失去了建制。反正大家只要一个心思：见敌人就打！我们团指挥所已经没有具体位置了，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员杨力、通信部主任潘峰两人。我们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见几个战士或一挺机枪，便下令“往这边打”“往右突”！战士们也仅仅从我背的一个图袋上，辨认出我是指挥员。大家都是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
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我们遇到一挺重机枪，副射手浑身是血，看样子伤得不轻，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我们，边对敌开火边喊：“你们快一点，往东边去！”我一愣，往东边去干什么？他说是团长的命令。仔细一看，原来他是5团的，杀红眼了，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我对他说，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你们就在这里坚持，我去叫援兵。他这才认出我来。我们走后不久，那地方落下一排炮弹，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这位好同志。
（来源：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