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广龙
　　身在陕北的成路，作品没有被刻意打上陕北印记，却是支撑他文字里那份骨血的主要来源。在我看来，这次他写出了长诗《秦岭谣诗》，却一定要给他增加一个中华龙脉传唱者的标识和身份——这全是因为在这部长诗里，对于秦岭的独特吟诵，既是属于成路的独特表达，在诸多书写秦岭的著作中也辨识度极高，又富有诗意，因而不可替代，并给秦岭这座山系，增加了又一个可以指路、可以深入的重要窗口。
　　我开始说成路的作品看不出陕北的特征，并非说他特意回避，而是他不愿让那些与陕北无关的作品都向陕北靠拢，像是分配一份关注，像是借助不属于诗歌的光照来衬托自己。这不符合成路的性格。的确，成路的作品有陕北元素，但这只是底色，只是一个诗人基因里不可改变的构成，更多时候，他是从诗歌的根本出发，写着属于自己的诗歌。什么是诗歌的根本？如果了解成路的创作，就会知晓，成路对诗歌的执念，是在诗歌之内，而非诗歌之外。也就是说，他更在乎的是诗歌的写作，是不是遵循了诗歌的基本要求，是不是在字句的揭示和表达中，符合诗歌的天然属性。
　　成路有一句话，对我触动极大。那是许多年前，成路主持了一场我个人的专题诗歌分享活动，题为《我的诗歌心》。他指出，诗人都是有想法的人。他给我的一首诗歌《西兰公路》写了一个评论，也是深得我心。诗人的想法，自然是诗歌写作的想法，自然是与众不同的想法。只有这样，诗歌这个追求创新、以突破和革新为天职的文体，才能保持活力，才能生命力强健。
　　成路就是一个有想法的诗人。
　　这在《秦岭谣诗》里，尤其得到了系统的体现和呈现。
　　我在2024年第8期的《星星》诗刊读到成路的一组诗歌，就知道，他的《秦岭谣诗》已经到了出成果的阶段。这组诗歌题为《水源谣》，读过之后，感受到的首先是诗的浸染——不是那种强烈的、冲击性的、有震撼效果的意外感知。那样的表达似乎更容易，但文字会沦为附着物，失去自身的本真。成路的诗歌，即便书写秦岭，也不会因如此营造和构建而陷入虚空。投身书桌也投身大野，这是诗歌本身的特质，是诗意的本然，或者说，这就是成路的风格，是他一贯的路子。字里行间，分明灌注了充盈的气息，分明把锋芒内敛成了岁月的哑光。紧接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长诗《秦岭谣诗》的各个章节在多个刊物陆续面世。有心的读者如果集中阅读，就能看出当成路聚集笔力、对准秦岭这座中华民族的祖脉时，是如何运笔、如何停顿、如何聚焦、如何展开的。对于秦岭，成路有自己的打开方式，他心里的秦岭和笔下的秦岭是吻合的，也能与大地上的秦岭对接——成路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完成度。书写秦岭，秦岭就是成路的现在进行时，他努力与秦岭合体，是为了把这座伟大的山系留在文字里，也让读者熟悉秦岭、爱上秦岭，让读者的体验达到他的预期。
　　诗人写诗，往往是情绪到了非释放不可的时候冲决而出。作诗若列规划、画路线图，会不会先入为主？会不会导致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刻意与固化？在成路这里，这些疑问都可以消除。的确，成路写诗，尤其是长诗和系列组诗，都会对书写对象进行充分了解后才落笔。在写诗这件事上，我感觉到成路是一个慢性子，急躁和冒进对他而言有害于诗歌。慢工出细活，写诗的成路，匠心的修为既在笔下，更在脚下。
　　具体到《秦岭谣诗》，地理和人文的实地探访，加之史诗化的呈现，需要时间和大量体力劳动的付出，才能完成系统性书写。也就是说，在掌握、悟透文本资料后，有一个重要步骤，那就是实地的行走和考察。诗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在此之前，诗歌的面目是朦胧的、若有若无的。由此，成路这种预定的、有预案的创作行为，达成了事先与事后的统一——自然可能进行某些调整，但总体上能够保持一致，纲领性、总括性的预设和预期，都在现场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成路用行动证明，对于如此宏大的书写，有目标、做扎实的准备，即便是诗歌创作，也必不可少。身体行走与书写几乎同步，体力与脑力并行的写作，正是成路的创作方式，这何尝不是对表达的忠实，何尝不是诗歌“修辞立其诚”的具体化呢？
　　我阅读《秦岭谣诗》，首先感受到的是其中蕴含的强大气场。这不仅仅是长诗的体量和书写对象带来的，更应是文字赋予的——文字中的秦岭，能与现实的秦岭互文；文字的结构、布局，文字的吐纳和生成，让一座字面上的秦岭横亘在眼前。我可以远观，可以近距离接触，更可以走进去：这里的一山一水、人文风情、生活图景，经由成路的书写，若去过便愿意再次打量，获得新的观感，甚至值得再走一回；若陌生，便像早已认识和熟悉一般，内心波动着、渴望着，分不清是被真实的秦岭打动，还是文字中的秦岭更具吸引力。
　　成路对我说，光是这一次写秦岭，他就走了160多个地方。有的地方险峻，他也想办法上去了；有的地方有野兽出没，他也克服恐惧，选择在白天抵达。这么多地方分布范围极广，成路说走一趟下来体力消耗巨大，但想到还有未涉足之处，心劲一来，又背着背包出发了。有的地方常常只有他一个人走来走去，那种洪荒感、枯寂感，却最能滋养心性，最适合诗歌的生成。在走秦岭、写秦岭的日子里，成路既是观察者，也是介入者。写了秦岭，他没有也无法让自己从秦岭脱离出来，反而觉得内心有了更大的空间和容纳度。
　　成路诗歌的文体通常是长句，需气息充沛才能一气呵成，这也带来一个特点：同样的作品，有的被列入散文诗，有的被列入诗歌，阅读下来似乎都合适。这似乎也说明，只要诗性充沛，即便句子长或不分行，依然属于诗歌序列，不会被误认。这样的写作让成路不受拘束、充分自由，能够放开手脚专注于诗性的挖掘和深化。
　　成路的诗歌有着自己的辨识度和体量，这已被他的写作实践和文本所证明。《秦岭谣诗》的完成，进一步加深了他诗歌的厚度和积累的纵深。如果说成路在诗歌写作上有野心，那么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更多这样有野心的诗人啊。然而，成路却以“谣”这个古老、富有传统、与民间联系密切的字词，来囊括、定义他对秦岭的书写，而把“史”“传”这样的词语放在长诗的副题——这显然是有意为之，是对“谣”的重要性的强调。
　　的确，这个“谣”字分量极重，也意味深长。它意味着致敬，意味着继承，更多的，意味着打地基，意味着新的构建和创造。这也意味着一种难度和挑战。成路几十年的诗歌写作路径已经证明，他不甘于在舒适和轻巧的状态下写作。他对恒久、常在、终极性的内容有着写作的冲动，即便面对相对陌生的题材，也保持着面对和探寻的勇气，并在充分领略的前提下实现其识见与表现能力。
　　成路做到了。这部长诗以独特的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长诗的每一部分我都喜欢，阅读的过程也是与成路一起走进秦岭的过程，领略到的是秦岭之美，也是文学之美、诗歌之美。这部长诗以“开卷谣”“引谣”过渡，结尾用“结卷谣”收束，体现了体系的完整。这并非成路别出心裁，实在是秦岭的诗意无穷无尽，他在结尾还通过“副谣二十一章”再次收束——这类似于《秦岭谣诗》的补充，却因为呈现了更多心迹，又有点像长诗的花絮或创作手记。成路剖开的心路历程，也与秦岭的一个个具体地点扭结：不论是在湖北省郧西县羊尾镇老观庙村的苍蝇馆子见到的异乡人手中的指北针和磁铁石，还是在陕西白河县卡子村那只可利福牌打火机发出的吧嗒声，抑或是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陕西考古博物馆对鹿纹瓦当的联想，都明确指向并黏合着长诗的主题。这是成路在文本内外始终萦绕、须臾未曾松懈的核心。我觉得，这就像房子建起来后，把一些砖石和泥土堆在地基旁、墙根下，再一下一下踏实压紧，从而护住整座房子，让它更加牢固。
　　想起2025年9月，持续秋雨，在曲江池附近一家酒店，我和参加国际青春诗会的成路交谈，得知他又在远行。这一次是对天下长城的考察，东北段已经去了许多个点还没走完，诗会结束后他便直接前往继续行程。这意味着，创造力旺盛、行动力果断的成路，又将有一部关于长城的诗集问世。我很好奇，成路在《秦岭谣诗》里设置了啊哩先生，（智慧、预言的通灵者）；脚夫或者姑娘，（哼唱谣曲、知晓古今的智者，伴随在河山精神左右）；一二先生，（诗人、行旅者，多数时间隐身）。成路的诗歌行吟基本上都是独行，设置这些人物陪伴自己，他不寂寞，也让《秦岭谣诗》的情感抒发多出了伸展的空间，更有了向诗歌源头致敬的具体依托。啊哩先生的形象，是多么高古啊。这些人物是虚拟的，存在于成路的诗歌文本中，变成了此身与化身的互换。那么在书写长城的诗章里，成路还会设置人物吗？又会让他们承担起什么样的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