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本期《作家说》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延安市作协会员，宝塔区作协副主席——闫振华。他的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文摘》《西部散文》《羌族文学》《四川文学》《散文选刊》《延安文学》等报刊，其中《鸟的童话》入选《小学生小散文100课》，为《散文选刊》签约作家，散文《黄河壶口风涛》选入中国西部散文大辞典，获2010“全国百名作家看白茶”中国散文笔会征文奖等多项荣誉。
    ● 嘉宾闫振华
　　胡琛：我曾拜读过您的许多散文作品，并有幸为您的散文《山巅上的军魂》配音。我很好奇，您出身行伍之家，这枚文学的种子，最初是如何在钢铁与号角的土壤里破土而出的？
　　闫振华：在我的家族谱系里，弥漫着的是行军毯上的尘烟、练兵场上的号令和一种刻入骨髓的集体主义责任感。我的祖父，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人，他的脊梁里，似乎还嵌着那个年代的弹片；我的父亲，延续了这份忠诚，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绿色的军营。我的童年，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英雄叙事和父辈们略带硝烟味的回忆中浸泡长大的。
　　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始终潜藏着一条与之平行的、但更为幽静隐秘的河流。当家族期待我成为一块在熔炉中淬炼的钢铁时，我却发现自己更像一粒渴望在文字土壤里发芽的种子。我开始偷偷地写，用笔尖小心翼翼地挖掘一条只属于自己的精神隧道。日记本上那些稚嫩而真诚的字迹，是我对抗外部喧嚣、安顿内在自我的方式。我逐渐意识到，“笔”之于我，正如“枪”之于父辈，它是我确认自身存在、理解并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武器。
　　我的祖辈、父辈，用枪杆子捍卫了这片土地的物理疆界与和平秩序；而我想做的，是用笔杆子去探索、勾勒和守护这片土地的文化版图与精神血脉。枪与笔，一武一文，一外一内，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两极。我所渴望弥补的，或许不仅仅是家族未曾出过文人的“遗憾”，更是一种文明基因中应有的、刚柔并济的完整。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它自觉不自觉地承载着一种为沉默者立言、为黄土地立传的使命。
　　胡琛：为沉默者立言、为黄土地立传的使命，仿佛是一场生命与土地的深度对话。那么，请您带我们更具体地感受这个过程，并给我们讲述一下您又是如何将那些粗粝的体感与鲜活的声音，淬炼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表达？
　　闫振华：我的创作，可以概括为一场持续的“扎根”与“绽放”的过程。“扎根”，就是深深地、虔诚地回到我的母土——陕北，回到黄河文明的源头。我的写作，不是居高临下的采风，也不是猎奇式的观光，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回归与融入。
　　我的创作过程，极度依赖“在场”与“回味”。“在场”，意味着我必须用双脚去丈量陕北的每一道梁、每一条沟，用肌肤去感受河西走廊的风沙与烈日。这种“在场”，获取的不仅是素材，更是一种“体感”，是黄土的颗粒感、信天游的撕裂感、黄河水的磅礴感，它们会直接渗入我的感官，成为我身体记忆的一部分。
　　“ 在场”的体感是粗糙的、原始的，它需要经过“回味”的发酵与提纯。你要理解陕北的苍凉，就不能不读汉唐的边塞诗，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早已为这片土地定下了美学的基调；你要理解黄河文明的厚重，就不能不读《史记》，在司马迁的如椽巨笔下，你能感受到文明初创时期的磅礴气象。
　　“读读书”也是向内转，进行思想的沉淀。我将“在场”时捕获的大量鲜活细节、瞬间感悟，像收集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纳入笔记，然后让它们在静默中慢慢沉淀、结晶。这个过程，需要耐心，需要孤独。我会反复咀嚼那些听到的故事，琢磨某个老乡脱口而出的、充满民间智慧的话语，试图从中提炼出更为普遍的人性内涵与哲学思考。
　　我的散文，就是“在场”的鲜活与“回味”的深度相互作用的产物。我追求的美学风格，是“朴拙”与“深邃”的统一。我的文字，力求像陕北的黄土一样，看似朴拙无华，却蕴含着巨大的生命能量。我的结构，力求像黄河的河道，既有九曲回肠的细腻，也有一泻千里的豪迈。我选择散文，正是看中了它“形散神聚”的自由度，它允许我将历史的追思、现实的观察、哲学的感悟、情感的波动，熔于一炉，最终凝聚成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叩问与礼赞。
　  胡琛：在您的散文里，我们感受到了黄土会说话，黄河有性情，信天游里能听得到魂魄。这让我不禁想问，在您看来，陕北这片土地，它的“地气”与“文气”是如何相通的？您又是如何完成从“看见”到“洞见”这关键跃升？
　　闫振华：我的灵感，从未远离过陕北黄土高原的“地气”。首先是“黄土的哲学”。你站在塬上，看那亿万年来风雨切割而成的千沟万壑，它们沉默着，隐忍着，承受着一切，又孕育着一切。它教会我一种深刻的“承受美学”——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张扬的征服，而是沉默的承载与转化。这种美学，直接影响了我笔下人物的性格：他们或许一生困守于贫瘠的土地，经历着无数的苦难，但他们身上有一种如同黄土般的韧性，默默地承受，顽强地生长。这种在极端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命尊严，远比任何戏剧化的传奇更令我动容。
　　其次是“黄河的时间”。我追踪黄河在不同季节、不同河段的身影。在黄河边，我能最直观地感受到什么是“逝者如斯夫”，什么是“永恒”。它让我在创作时，总是带着一种深刻的时间意识。我写的不仅是一个农民的当下劳作，也是在写千年农耕文明的延续；我写的不只是一次普通的送别，也是在写这片土地上无数生离死别在历史长河中的回响。黄河，赋予了我的作品一种宏阔的时间维度。
　　再次是“信天游的魂魄”。那是从黄土裂缝中迸发出来的声音，高亢、悲凉、又带着野性的炽热。它往往在最为苦焦的地方响起，唱的却是最浓烈的情爱。这种巨大的反差，正是这片土地灵魂的写照——在极度的匮乏中，孕育出极度的精神丰饶。信天游的旋律和歌词，那种直抵人心的坦诚与力量，是我在文学语言上不断追摹的典范。我希望能写出像信天游一样，既有筋骨，又有体温的文字。
　　最后，是“人群的面孔”。我的父老乡亲，他们的脸被风沙雕刻成沟壑纵横的模样，他们的手因常年劳作而布满老茧。他们不善言辞，但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古老的生活智慧。我的灵感，就是源于与这些具体生命个体的对视与共鸣。
　　为什么它们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不是在书写“他者”，我是在书写“我们”。我不是一个外来的记录者，我就是从这片黄土中生长出来的一棵草、一棵树。我的呼吸与这片土地的呼吸同频，我的悲欢与这里人民的悲欢共振。这种生命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使得我的灵感源泉永远不会枯竭。每一次回到故乡，都是一次充电，一次回归本源。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地域性的文明沉思”。我的作品，其核心就是试图通过散文这一形式，对陕北这一特定地域所承载的中华文明底层代码，进行文学的勘探与表达。它不仅仅是风情画，更是一部用情感和智慧书写的“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价值”的交响曲。
　　胡琛：您是如何平衡“地方性”的独特风貌与“文明沉思”的普遍性追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您担心过极致的“地域性”会成为一种理解的壁垒吗？还是说，您恰恰认为，唯有极致的“地域”，才能触及最普遍的“人性”？
　　闫振华：这一核心元素，具体呈现为以下几个相互交织的层面：
　　一是“地理空间的精神化”。在我的笔下，黄土高坡、黄河、塬、梁、峁、沟、风，这些地理实体，都超越了其物理属性，成为具有人格和灵魂的文化意象。我努力探寻的是这些自然形态背后的“精神地质学”。这种精神化的过程，使得地理空间成为能动的主体，直接参与叙事与抒情。
　　二是“历史时间的当下化”。陕北是历史上多种文明碰撞、融合的“ 历史酵母区”。我的创作，致力于打通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壁垒。当我行走在古长城的残垣断壁间，我试图倾听的不是遥远的金戈铁马，而是那种跨越千年的戍边者的孤独，这种孤独与今天留守在村庄里的老人的孤独，在情感结构上何其相似？让历史在当下“活”过来，让现实因历史的映照而显得厚重，这是我构建文学世界的重要方式。
　　三是“民间智慧的哲学化”。这片土地的人民，在长期与自然和命运的抗争及和解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生存智慧。这些智慧往往以谚语、歌谣、习俗等民间形式存在。我的工作，是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挖掘这些民间智慧的矿藏，并尝试用文学的语言，将其提升到哲学思考的层面。
　　四是“语言本身的乡土化锻造”。为了承载上述的思考，我必须找到一种与之匹配的语言肌理。我有意汲取陕北方言的营养，但不是生硬的照搬，而是提炼其神韵。方言中那些生动、传神、富于表现力的词汇和句法，是我打磨文学语言的重要参照。我追求的语言效果是：既保有书面语的精准与深度，又带着乡土的体温与呼吸，是一种“带着黄土颗粒感”的现代汉语。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文字时，不仅能看到画面，能思考问题，还能“听”到那片土地特有的声口与气息。
　　所有这些层面，最终都汇聚于一点：即通过对陕北极致深入的书写，去探寻和表达那些属于整个中华文明，乃至属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普遍”命题——关于生存与毁灭，关于苦难与超越，关于个体与家园，关于短暂与永恒。黄河中下游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其生命密码就埋藏在这些看似偏远的“地方”。我的写作，就是试图解读这密码的一次微小而执着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