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5日
湘江血战（下）
黄帝岭终于守住了。晚上，师部令我们突围。此时1师已经撤出，我们成了孤军。师长通知我们团殿后。等我们团最后撤出黄帝岭时，我留下的一个掩护排被打散了，几天后才陆续归队。
我们撤到珠兰铺、白沙一线，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林彪与聂荣臻给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直接发给朱德同志。电报恳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半夜，朱德同志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凌晨三点，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保证执行命令的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这封电报措辞严厉又满怀着期望。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
12月1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1师3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攻1师、2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1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为了贯彻凌晨三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经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带领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搬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 西城”是4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4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十二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一口气，自语了一句“ 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我团的突击队堵住了敌人冲进来的缺口之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把突进来的那股敌人就地歼灭。战士们硬是靠拼刺刀将来势汹汹的大批敌人杀了回去。激战中，敌人飞机又到了上空，通信排要吹防空号，我说不管他，因为敌我正在拼刺刀，敌人扔炸弹，会把他们自己的人炸死。结果敌机仍然俯冲，但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些传单，上面写了些红军如不投降，便要葬身湘江之类的鬼话。我们当然不会理睬他。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竟迂回到一军团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后，已经火烧眉毛了。差点让他们连2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我们一直掩护他们过了桂黄公路，才与1师互相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向西突围。在湘江渡口大路上，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机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纸张等，真是破坛烂罐。这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转移。
湘江血战，历时五天五夜，是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也最大的一仗。经此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不足4万人，有的部队被整团整营地打散，还有的未能过江。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
我们撤到珠兰铺、白沙一线，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林彪与聂荣臻给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直接发给朱德同志。电报恳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半夜，朱德同志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凌晨三点，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保证执行命令的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这封电报措辞严厉又满怀着期望。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
12月1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1师3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攻1师、2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1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为了贯彻凌晨三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经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带领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搬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 西城”是4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4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十二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一口气，自语了一句“ 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我团的突击队堵住了敌人冲进来的缺口之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把突进来的那股敌人就地歼灭。战士们硬是靠拼刺刀将来势汹汹的大批敌人杀了回去。激战中，敌人飞机又到了上空，通信排要吹防空号，我说不管他，因为敌我正在拼刺刀，敌人扔炸弹，会把他们自己的人炸死。结果敌机仍然俯冲，但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些传单，上面写了些红军如不投降，便要葬身湘江之类的鬼话。我们当然不会理睬他。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竟迂回到一军团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后，已经火烧眉毛了。差点让他们连2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我们一直掩护他们过了桂黄公路，才与1师互相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向西突围。在湘江渡口大路上，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机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纸张等，真是破坛烂罐。这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转移。
湘江血战，历时五天五夜，是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也最大的一仗。经此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不足4万人，有的部队被整团整营地打散，还有的未能过江。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