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旬，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8.6万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程。当时，我们虽然意识到要突围，但并不知道这就是长征的开始。
　　10月17日，我赶到古龙岗向红八军团政治部报到后，便跟随部队强行军。因时间紧迫，罗荣桓主任只好边行军，边向我介绍部队情况。
　　八军团是同年9月在兴国集贤圩由扩大来的新兵编成的。下辖21师、23师，共7000余人。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唐浚。为加强领导，中央还派刘少奇同志担任军团党代表。该军团21师原配属江西军区，还打过几仗。而23师则全是新兵，尚未上过战场。
　　行军步子在逐渐加快，当部队向西跨出苏区边界时，大家不断地回头，凝望着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不胜留恋！
　　本来，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都配备有牲口，而我的马在来古龙岗途中留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了。到八军团后，看到部队刚刚组建，没有什么家当，要从别处抽出一匹马给我确不容易。因此，自己不便开口提出要坐骑。我天天跟着队伍徒步行军，翻山越岭，有时天下雨，道路泥泞，一不小心就滑步跌倒，弄得满身泥浆。走了十几天，一边工作一边走，体力渐渐支持不住，脚开始肿了，只得拄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赶路。
　　又走了几天，队伍经过广东边境进入湖南。一天早上，部队正在集合，我刚来到集合地，就听见有人喊道：“莫部长！”转头一看，原来是罗荣桓主任。我赶快跑过去，他高兴地对我说：“党代表刘少奇同志送给你一匹马。”说着，他马上引我会见刘少奇同志。
　　见到刘少奇同志，我敬了一个军礼。他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马么？你的脚肿了，工作又忙，前面的路还很长，你就把这匹老黄马牵去用吧！”
　　我听后十分感激地问：“党代表，这匹马给了我，那你怎么办？”
　　他笑微微地答：“昨晚，部队打土豪，搞来一匹大骡子，送给了我，我的行李多些，还有书籍，骡子力气大，我把它留下了，这匹黄马就多出来了。”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这匹黄马是我从瑞金骑来的，马虽老一点，但还健壮，又老实，走路小心，记性好，还有不少优点呢！”
　　我哪能要党代表的马呢？便推让说：“党代表，马还是你留下驮行李，或者换着骑吧，我另想办法解决。”
　　刘少奇同志马上认真地说：“我不需要两匹马，现在，你的脚肿了，比我和其他同志更需要马，不要再推了！”
　　站在旁边的罗荣桓主任也插话说：“快要出发了，党代表决定给你，你就要了吧，我帮你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呢！”
　　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少奇同志送给我这匹马，确是雪中送炭，这不仅是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向少奇同志感谢了几句后，就告诉饲养员老张把黄马牵走。
　　我有了这匹马，如获至宝，爱护它，喜爱它。在频繁的行军战斗中，这匹马和我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平时，我尽量少骑它，宁可自己多走路，也不使它过于劳累，我每逢要骑它时，总要拍拍它的脖子，摸摸它的鬃毛；到了宿营地，也要对饲养员交代几句，慢慢遛它，好好喂它。有了它，我可以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做宣传鼓动工作更方便了。
　　大约走了一个多月，至1934年11月下旬，红军经过艰苦转战，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桂边境。敌人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在湘江这道天然屏障面前，调集了近30万大军，沿江一侧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他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不难就擒”，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处境十分险恶。
　　我军团从古龙岗突围开始，便在左翼跟随红三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行军的任务。
　　11月28日，军委突然电令我红八军团从湖南道县附近插入广西灌阳县水车地区，与红三军团6师取得联系。我们日夜兼程走了两天两夜，没有吃，也没有休息。那时，追我红军主力之敌与我红八军团只隔十五公里，正同时平行前进。因我们有战斗任务必须迅速摆脱敌人，故不管三七二十一，冒着敌机的轰炸和地面敌人的袭击，拼命前进。
　　我们忍着饥饿和疲劳，走到离凤凰嘴渡口约五公里的广西西境内时，头上出现了敌机，沿着公路向我们队伍投弹、扫射。而公路两旁没有隐蔽地，也没有时间允许我们停下隐蔽，为了抢时间，我们只能冒着敌机的扫射和轰炸前进，再没有比在这种险境下行军更困难、更危险的了。大家都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生死存亡，全不顾及。沿途有不少同志牺牲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下，敌机只能夺去我们一些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最后解决战斗。
　　在公路两旁附近，还有其他零星部队不断向凤凰嘴渡口急进，这表明渡江尚未完毕。担任掩护的我红八军团至此再不能前进了，遂急急忙忙地布置了警戒，准备迎击追来的敌人，以掩护尚未渡过江的部队。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